听邱会作老人讲过去的事


听邱会作老人讲过去的事


  

写在前面的话
  
一九二九年初,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从井冈山下来,到兴国、雩都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革命的红旗把我们一家穷苦人都卷入了革命的队伍。我们家是三代同堂闹革命,那时我刚刚十五岁。经过了枪林弹雨,经过了艰苦岁月,经过了南征北战,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培养下,我逐渐成长起来了。在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中,我都是积极工作、努力奋斗的,为之流过鲜血、负过伤并付出全部力量,这一切我都认为是革命者的本色。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伟大的,是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我只是灿烂群星中的一个小星。因此,我过去从没有想到去写什么个人的回忆录。
  在公审之后,我想写回忆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我原以为公审只是走个过场,是让我们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党中央在文革时期工作中的错误担当一些责任。没想到公审竟是以“创造性”的法律形式解决党内路线问题,用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衡量我们文革时期的工作,还给我们带上一顶莫须有的反革命帽子,甚至还无端地把我们和江青一伙捆在一起。这一切表面上是打击我们,实际上直指毛主席、周总理及党中央。
  在文革期间,林彪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并被毛主席钦定为接班人,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我正工作在第一线,是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和当时在台上的老同志们一起为党工作的。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大家怎样支撑着党的工作,怎样支撑着共和国的肌体,怎样用夜以继日的工作来使损失减小到最小程度?现在这一切确被公审搞得黑白颠倒、面目全非了。看来我有必要向党和人民做一汇报,再了此残生。当然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的错误和失误也要认真地总结教训。这就是我写回忆录的初衷。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的当权者常自诩和江青一伙做了斗争。他们怎么做了斗争?他们的斗争是在毛主席已经去世、“四人帮”为阶下囚之时,是在文革已被彻底否定的时候;我们怎么做了斗争?我们的斗争是在毛主席健在,江青一伙还是党的领导人,文革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候。有些人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就委曲得不得了,但是他们把别人打成反命又毫不客气。
  八一年,我“保外就医”到西安时,才知道老伴胡敏还在“监督劳动”之中,五个儿女也受到无端的株连,我的震惊难于言表!在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们在人大会堂被抓起来时,周恩来总理当着黄、吴、李、邱的面说:“毛主席决定你们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你们的老婆、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以后,如果他们遭到什么不是,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周总理用手在胸脯上一拍。也许这就叫信誓旦旦吧。
  我和老伴已分别十年,真是生死两茫茫。当老伴从劳改农场坐上马车,转坐手扶拖拉机,再转乘长途汽车风尘仆仆赶到西安与我会合时,我跟前出现的已不是包含热情、充满朝气的胡敏,而是一个饱经苦难、白发苍苍老太婆。我们只有含泪想望。我对老伴说:“我是江西的穷苦人,你是陕西的穷苦人,不参加革命我们怎么能走到一起,我们参加革命是对的!虽然我们已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但跟着党、跟着毛主席革命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都是以革命为职业的人,失去了革命工作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不过我们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我们要把一生的经历写出来,看看是不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儿女,对得起党和人民。”
  我的回忆录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一九八二年的冬夜开始动笔的。当时不但没有任何资料,生活困难的连纸张都买不起,幸有老伴四处请邻居帮忙,第一部分草稿是用百家纸写就的。我的回忆录,谈不上什么教益,仅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有责任做一个记录。但其中肯定会有不少缺点、不准确之处甚至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吧。

  仅以此书献给与我几十年革命在一起、磨难在一起的老伴胡敏和因我受到株连的老战友和同志们。


  在我的记忆里,我少年时代的生活情景,是从红军来了之后才是最清晰的。我十四岁参加革命,十五岁参加红军,一直在人民军队中生活。因此,我把参加红军作为对少年生活回忆的开始,也是很自然的。
  我的家乡
  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高兴圩上密村的枫木凹。这是一个小山村,每个山坳里三五户人家,我的家乡自然条件还不错,农民世代以耕作为生,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和红薯。
  我们属客家人。江西南部是本地人和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我们的祖上在河南、山东一带,邱氏祠堂供奉的是姜太公,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了。姜太公封邑在山东淄博,繁衍其后的有撰《左氏春秋》的左丘明……。古时候战乱不断,我们的祖上为躲兵乱而南迁到广东省梅县地区,后因灾荒,又逃荒到兴国县高兴圩。
  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家庭就是过着勤劳的生活。祖父邱顺接是一个治家非常勤俭的人,全家只有一套共用的外出穿的衣服,我祖父、我父亲出门时,轮流穿。我们这些小孩穿的很破烂,我从不记得我穿过新衣服。
  我的祖父是个能干又能吃苦的人。祖父种田不算里手,他就在路边的石岩下卖茶水为生,无论天晴、下雨,一年到头天天如此,因为茶摊在路边,过往的生意人、官差,甚至挑东西的脚夫,都在这里喝茶休息,他们能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老表们几乎都是几代人没有出过远门,十几里以外是个什么样都不太知道,到过县城的就是能人了。
  祖父为人非常本分、正义,在全村他都是人家的上客,大家对他十分尊敬。祖母从小是一个孤儿,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祖母从小靠要饭为生,以后她给地主家喂猪赚饭吃。我的祖母是最善良最勤劳的人,她耕田、做农活,做家务活、抚养孩子。我小时候同我的视线是寸步不离的,晚上和祖母睡在一起,祖母是我最亲的人。一九三一年,我祖母去世,就埋在家后面的山坡上。一九三四红军长征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还乡团对红军的家属进行迫害,我祖母的坟也被毁了。
  父亲邱时昕。他是一个非常忠厚的老实人。父亲在全村德高望重,人们都称他为“时昕老大”,村子里各家有事,都请父亲到场,都愿意听他的意见。
  我的父亲也是勤劳一生。他青年时期以挑山货为主,挑运山货要付出很强的劳动力,赚钱不多,但无须本钱,活计靠得住。歇息在家时,他每天总是天不亮就出门去拾粪,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因此,同样的土地及水利等条件,我们家的田地要比别人多收一些粮食。我祖父去世之后,父亲就接着摆摊卖茶水了。我很尊敬父亲,也很想念父亲。自一九二九年我离开家之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红军长征后,便宜吃尽还乡团的苦。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打过长江,在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下,我正率领部队南下。当时部队到了萍乡,离家乡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从十四岁离家,已经二十年了,真想家啊!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一个穷苦小孩,培养成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我戴着望远镜,坐在吉普车上,望望身后的千军万马,又望望家乡的方向,思念家乡的泪水就在眼里打转。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还要追击敌人,挥师直奔西南,又与家乡擦肩而过了。
  一九五三年,我把父亲接到广州住了一个时期。分别二十五了,他一直好奇地望着我,不说话,他觉得一切都不可思议。后来,因为台湾国民党的飞机要轰炸广州,军情越来越紧,我又把父亲送回老家去了。在广州的时候,我给父亲做了一床棉被子,他非常满意。可是父亲临走时,忘记了把被子拿走。我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难过极了!尊敬的父亲对我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唯独喜欢的一床被子都未曾如他所愿。父亲于一九五六年病故了,当时我已调北京工作,因工作太忙,我没有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这件事只有藏在我的心底,成为了一辈子的遗憾!
  我的母亲萧寅秀是一个勤劳吃苦、能干的劳动妇女。母亲会耕田(使牛下田),能挑担子。我能记事的时候,母亲经常早出晚归从六十里以外的地方挑一担百十斤重的石灰(肥田粉)回来。有一次,母亲在离家还有几里的地方,看到路旁有一堆牛粪,她就把自己的头巾把牛粪包回来了。待我长大后,我认为这件事是母亲勤劳的标志。
  我有一个哥哥叫邱会佳。另外,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们没有跟我享过什么福,可是“九一三”后受我的株连是很厉害的。
  我九岁那年,祖父决定送我去读书。由于家里太穷,我只读了不到两年就停学了。小时候读书的时间虽然很短,却对我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起了积极作用,这是祖父的恩德。
  现在,我的文化程度比我参加革命之初,当然是提高多了。我的文化知识是在革命队伍中一点一点学来的。依我看,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无非是两件大事:工作和学习,这两件事是分割不开的,工作就是学习,同样学习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有人把工作和学习结合得好,进步很快,反之,进步就慢。在长征的路上,毛主席教导我的三勤:勤读、勤写、勤查字典,我是很有体会的。我比较爱读书,也有学习的习惯,也爱翻字典,把字典看作是随身不说话的“教师”。我可以认真地说:“我的一生是没有枉度光阴的!”
  在我们那样的山村里,孩子们的生活非常简单,没有读书的孩子早就跟随大人参加了劳动,读书的孩子,也要辅助大人参加劳动。
  家乡的老表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很少,孩子们就更无所知了,但听老人讲故事却成了重要的启蒙教育。晚饭后村里的男女老少喜欢凑在一起说东道西,老人讲故事的内容大都离不开鬼、神两件事。爱听故事是孩子们的天性,听鬼、神的故事是越听越害怕,越怕还越想听。听故事长不了多少知识,但一件事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在脑子里逐渐形成了。
  我少年时代仅懂得的一些道理,来自于我的“同年哥”杨秀全,也是他把我带进了革命的队伍。我的父亲和杨秀全的父亲是同年同月生,他们结成了“同年亲”。这样,我和杨秀全的关系自然就很亲密了,他比我大五岁,对我关心倍至。杨秀全有个叔父叫杨宜佳,他是读过洋学堂的,在学生时代接受了马列主义革命思想,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陈奇涵、杨宜佳和我的本家堂兄邱会培等人都是当时兴国县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影响很大。一九二八年初冬,兴国县高兴区成立苏维埃政府时,杨宜佳是第一作区苏维埃主席。因为邱、杨两家关系很亲密,我常从杨宜佳那里听到许多新思想,受到了革命的影响。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封建落后的山村度过的。共产党、Mzhuxi领导闹革命,不仅使家乡变了样,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在瑞金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暴动,参加了红军,被编为第五军团。这是红军另一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力量,必须很好地改造建设才能真正成为共产党的军队。这时,正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政治建军”的方针,即在各个部队加强政治机关的建立和建设。中革军委从其他红军老部队调给五军团一大批的政治工作干部,从上到下建立了政治工作系统,我作为骨干也在其中。此前我们在瑞金附近进行了短期训练,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是我们的主要政治教官。不久就在部队中开展了“三大运动”,即以反对军阀主义为中心,提倡官兵政治平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团结共事。
  军团的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等革命态度坚定,加上他们在部队里有极大的影响力,使红五军团很快成了共产党领导下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一九三二年初,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指挥下攻打赣州,攻城打开突破口之后,三军团冲进城内。由于没有经验,突击进城的部队遭到敌人的反突击,这时五军团发挥了他们城市巷战近战的特点,进行肉博战,用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救出三军团,这是红五军团暴动后编为红军的首次大战斗,打得非常英勇,在红军中树立了威信。从此,五军团不仅和红军其他部队团结了,内部也更加团结了。
  一九三二年秋冬之际,我由红五军团选送到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期学习。瑞金是中央苏区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央苏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上工农红军学校满足了我学习的愿望,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刘伯承,他是我军军事教育的开拓者,后来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不少都出自这所学校。
  我进红军学校之后先在政治团学习,后来上级要求由政治团调部分个人政治条件好的学员到特科营军械班学习,我被调到军械班。不久军械班与供给队合并了,我在供给队学习,一直到毕业。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在红军学校学习只有八个月,学习非常努力。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学习了战术战斗条例,和粗浅的天文、地理知识,还学算数和简单财务原理。这些全新的文化,对我又是一次启蒙教育。学习中,我不仅“文”的好,“武”的也行,我是从士兵一步一步上来的,在红军战斗部队受过基础军事训练,到了红军学校里,我对队列、射击、投弹、田径等样样在行,在校期间,我曾是瑞金红军学校评选的模范班的班长,一百米赛跑还得过一等奖。一九三三年春,我以优异的成绩从红军学校毕业。
  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家庭成份好,是党员(我已于三二年由团员转为党员),毕业时就和另一个叫刘吉仁的学员被留在瑞金红军总部机关,分配到总供给部,我们两人都到财政处工作,他任出纳,我任会计。不久,我兼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员,管理全军与总供给部有关的军备实力统计,这是一项绝对机密的工作。
  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的业务范围为:进行红军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全部实力统计工作,各部队实力都分别定有秘密的代号,总供给部除杨至诚部长、叶季壮政委外,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知道全军的这些数字。我担任这项工作之前,经过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审查并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因此周恩来早就知道了我。我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殊工作证,我要是去中革军委办理这方面的业务,纪律规定我不能个人行动,至少有两个保卫人员(特工)与我同行。
  我担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工作不久,在行政职务上又担任了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主要是在总供给部部长杨至诚,政委叶季壮直接领导下工作,就好似总供给部的秘书一们,成为部长和政委的直接助手,可以这样说,杨至诚、叶季壮、尤其是叶季壮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杨至诚比我大十二岁,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和参加过南昌暴动的老资格,但他把我当作忘年交,我俩不仅是上下级,也是最好的朋友。那里供给部没有秘书,杨至诚就把我当秘书使用,叫我为他办理不少文书工作。他出差办事一般都带我出去,我随着杨至诚到过福建长汀、江西宁都、兴国等地检查工作,这让我开阔了不少眼界。我到供给部后不久,已经来中央苏区一年多的原上海党中央的一些人推行“左”倾路线更厉害了。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在组织上大量肃清和他们意见不一致或无辜的人。杨至诚因为供给部工作人员有贪污银圆行为被抓住不放,受到执行王明路线的人的迫害,被打了下去,之后叶季壮出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叶季壮上任后,我已担任了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一段时间了。当时总供给部机构非常精干,政治工作范围内的具体事都是我一个人在管,因此我这个政治指导员就是部供给部政治委员的直接助手,其实我早已同政委叶季壮的关系甚为密切了。叶季壮参加过广州暴动、百色暴动,参加革命前曾做过新闻记者,社会知识丰富。他对一般人不爱多说话,但和我则时常聊天,从不把我当外人,使我感到非常可敬可亲。杨至诚、叶季壮是我的老领导,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铭记在心。一九六七年六月叶季壮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总理拉着我的手说:“以后军队的后勤工作就靠你了。”总理的话意味深长,虽然我已当了多年总后勤部长,但是我军的后勤工作是叶季壮、杨至诚他们开创的。
  我由红军学校分配到供给部后,当时的总政治部组织部指定我为总供给部机关党支部书记,长征开始之前,又任命我为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军事工业局是中革军委独立的部门,但由总供给部指导工作。此外我还是一九三四年初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工农检察委员。总之,我从红军学校出来后,组织上就把我列为政治上特别可靠的人来加以重用了。
  我到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工作,是我从事军队统帅机关后勤工作的开始。那时人民军队后勤工作正处在创建时期,我们那一批人是人民军队最早的后勤工作者了。这些人在长征途中大部分牺牲了,后来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活下来的人已经很少,而其中曾在红军总供给部工作并先后担任过领导的只有杨至诚、叶季壮和我。
  长征前的准备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王明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控制了党中央领导工作,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没有什么实际斗争经验又爱瞎指挥,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很快,他们就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批判毛泽东“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清除MZD正确路线的影响。Mzhuxi实际上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苏区占了统治地位。
  一九三三年九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不久就有红军失利的消息传来。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战役中,红军和白军打阵地战硬拚遭到重大失败,人们就不那么乐观了。我哥哥邱会佳就是在广昌战役中牺牲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开始,我参加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领导下的红军退出苏区的准备工作。红军可能要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在当时极为秘密,直到红军长征前夕,我才知道我做的大量工作是为什么。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的一天早上,叶季壮通知我,他带我到总司令部(当时都习惯地称中革军委为总司令部),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我因为工作关系每月都要去那里几次,报抄统计数字,我每次去都要如同“大官”出门一样带两个佩带短枪的保卫人员。保卫员并非保护我,而是保护红军实力统计资料这样绝对保密的文件。国家政治保卫局规定:如果发现机要人员有离队或投敌行为,有当场枪毙的权力。
  那天叶季壮亲自和我去,我就知道有很大事了,直到快进总司令部的门口,叶季壮才说了一句:“今天是周副主席亲自向我们交待重要工作。”听了叶季壮的话,我立即紧张起来。在王明路线的肃反后,红军机关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贡恐怖气氛,越是机要的人,如果发生了问题越是要死,我怀疑自己是否出了什么事要倒霉了。这次周恩来这样的“大官”为什么亲自找我?我心里一连串疑问。
  我们到了周恩来住处,门口有背长枪的卫兵站岗,院子里还有背短枪的内卫。进了屋子就是周恩来的办公室,中间是两张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墙上挂的全是军用地图。周恩来听到来人就从内间出来了,他身材中等,络腮胡子又密又长,双眼炯炯有神。叶部长把我介绍后,周恩来客气地边说边打手势,叫我坐下,我却不知所措。周满脸笑容地再次叫我坐下,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驰了下来,看来不会有“那种事”发生。
  周恩来第一句话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他知道我全家都参加了苏维埃革命,我虽然只有十九岁,已参加革命快五年了,打过不少仗,当过基层干部,一年多以前又毕业于红军学校。周恩来对我非常满意,他说:“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的话我似懂非懂,“小人办大事”是说我年纪轻,至于说处理“战略上的大事”,我就不明白了。
  周恩来问了我个人情况后向叶季壮点点头说:“人就这么定了,任务你和邱会作谈过吗?”叶答:“没有”。这时周恩来向我介绍了他身边的一个人,叫马纪元,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副队长。周恩来向我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周恩来的话只局限在准备打仗上,对准备撤出中央苏区没有明说。其实他也是说不明的,因为当时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不仅没有长征到陕北的计划,连是否立即退出中央苏区也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周恩来对我交待: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马纪元同志参加这次任务,带保卫局一个警卫班去协助邱会作。邱主要负责,马保证邱执行任务和安全。
  周恩来说完就带着我们到了地图跟前,问我:“会看地图吗?”我答:“在红军学校里学过。”周指着地图上画的一个圆圈里箭头的标记问:“那是什么?”“它代表指北针。”“要是没有指北针标记的地图,你怎样区别方向?”“上北下南、左东右西。”周听了我的回答后放心地说:“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立即提出来。今后还有什么问题,叶部长还可以和邱会作谈。”从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了周恩来的工作风格,他虽然是红军最高领导,但布置工作却喜欢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一一关照到。
  从那天开始,我就放下了总供给部的工作,专心执行周恩来交办的任务。马纪元带了一个警卫班,班长是李青山。他们穿中央保卫局保卫团的制服,佩带特别样式的蓝色领章,每人都带着短枪和一把大刀。我从总供给部带了一个传令兵、一个饲养员,一共十六人组成了一支分队。
  我们按照计划沿着兵站线每天行军大约六十里,都是早出发、晚宿营。我同马纪元都不愿骑马,跟大家一起步行。我当时年纪轻,一点也不觉得苦,只要肚子吃饱就行了。我和马纪元熟悉了,曾开玩笑问:“你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事情外,还有监视我的任务吧?”他只是一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按平日的规矩,这次最高军事机密行动中,马纪元监视我,随行的人里肯定还有监视他、有权处置他的人。在我们执行任务回来后,我曾在周副主席的办公室还看到过马纪元,但不敢相互打听什么,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马纪元是牺牲了还是被“保密”了(处死了)。我军有史以来,干部们对保卫机关都很害怕,特别是抓“AB团”和红军肃反后更是这样。
  我们执行这次任务是分几站完成的。
  第一站,胜利县水头寨。我们来这里处理仓库物资,这个仓库存有数千支杂色步枪及军械用品,这在当时都是宝,但只能忍痛割爱了。我决定先接管仓库,把现有的人员全部调走后再处理物品,为了保密,我们全部自己动手。我们要工作人员一律到瑞金附近集中,他们交接完就全走了。怎么处理物品?我权衡利弊后,决定把东西沉没在深水中。仓库里有一个水运码头,装船就在白天公开时行,说是运到前方去,等到晚上再把物品沉没在河里深水中。
  第二站,桥头镇。桥头是胜利县政府所在地,有个大型的弹药库,库主任是个负伤残废的营长,这里库存的物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废物,如未炸的地雷、手榴弹、飞机炸弹等。仓库在桥头镇东南的群山里,那里有很多天然石洞,其中几座很大的洞是仓库区,这个仓库已经封闭了,工作人员撤走了。只有残疾的仓库主任住在桥头,行动不便管不了事,那里的山洞就成了土匪藏匿之地。那天我们恰好搜查出三个从家里逃出来藏在那的地主,就把他们捆绑住,押回来交给县保卫局。我们把物资集中起来放火烧了。我原以为对桥头仓库的处理很难,没想到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第三站,江面镇。江面镇在胜利县和兴国县交界处,属胜利县管辖。这里是红军兵工厂所在地,工厂有三个分厂:子弹厂(翻造)、翻砂厂(造手榴弹)和修械厂。共有一千多工人。工厂所在的二十多里长的山沟早已划为军事禁区,没有居民,有一个警卫连专门保卫工厂。这里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以工厂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建厂来掩饰我们毁掉工厂的目的。
  首先,进行深入的动员。我召开工人大会讲话说,为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需要加强军工生产,要把现在的工厂分为三个,分别迁到不同地方扩大生产,在不同的作战方向满足战争的需要。我的讲话很有“说服力”,他们完全相信了。
  我们按照原定计划把工厂的设备分为三个部分,名义上是分成所谓要扩建的三个工厂,其实一部分设备要带走,一部分要毁掉。
  人员也是一样,名义上按三个“新工厂”的形式调配人员,实际上按照将来要带走的和遣散的分开,开到不同的地点去。兵工厂的行政组织积极配合,人员调动很快就完成了。我再公函调来一千五百运输员的队伍,把要带走的物品搬运离开工厂,不要的就地集中堆放。大约十天后,工厂那里除了我们和警卫连外,什么人也没有了。
  怎么销毁物品很难办。机器等铁制品不怕火烧,不少机器一时无法拆开。后来还是工厂警卫连的连长提出一个办法:把工厂留下的炸药和瞎火的手榴弹集中,和机器堆在一起,爆炸毁掉。
  红军兵工厂是几年辛苦逐渐建设起来的,机器和器材都是战争中缴获来的。工厂的主要负责人如郝希英等都是上海地下党介绍到中央苏区来的,有的是从白军解放过来的。工厂经过数年的经营才形成现在这样的规模,能生产出木炳手榴弹、地雷,用旧弹壳翻造子弹和修理各样枪支。红军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是拼消耗的,根本缴获不到敌人什么东西,一切都要自己供应,红军兵工厂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马上就要毁掉了,当然非常心痛。但是为了执行上级命令,除了毁掉,别无他计,我下炸毁令时心里很不好受。
  我们完成这里的任务之后就回到瑞金。我向叶季壮部长汇报了工作,他表示满意,并要我随他一起去向周副主席汇报。第二天,我们到了总司令部,周恩来已等在那里。我预先准备好一个小提纲,按稿子读了大约半小时,周恩来坐在我对面用心地听着。我读完之后,叶季壮补充了几句,叶在给我补台。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对我满口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同,大有前途!”
  说着说着,周恩来兴致一下来了,说了一大段培养农民子弟当干部的问题。他说,对学生出身的人着重去做实际工作,到实际中去锻炼。而对农民出身的则要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如果学生出身的会做实际工作,农民出身的把文化水平提高了,我们党就会有一支很好的干部队伍。当前我们农民出身的干部多,提高他们文化水平是事关革命前途的一个战略任务。
  周恩来勉励我说:“你很年轻,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我听了周恩来话,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站起来把我自己钉的本子(也就工作记事本)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给我写上几句话。周恩来随手拿起墨笔在我的本子上写上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这个本子我一直珍惜地带在身边,可惜的是,“九一三”事件后,我的家被抄,这个本子不知所终。
  从周恩来那儿回来后,我对学习抓得更紧了,遇到不懂的,我就到红军供给学校去请教宋奇峰校长。我在红军学校学习时,宋是我们的教导主任,毕业后我常去请教他。宋奇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学问很高,曾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的军需处长,宁都暴动中参加了红军。一九三四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之前,再一次进行了肃反,他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处决了。宋奇峰死得冤枉,我至今怀念他!
  周恩来、叶季壮救了我的命
  完成这次特殊任务之后,心里非常高兴,但工作一忙,对这事很快就淡忘了,根本没想到一场大祸要降临到我的头上。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即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的时候,第五次“围剿”的形势非常紧张了,红军内部的肃反更加严厉。
  十月初,红军的长征就要开始了,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国家保卫局派到总供给部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我,甚至我上厕所他也一步不离。我掌握全部红军的实力,现在又知道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绝对机密,他们怕我“开小差”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开会,决定把我彻底“保密”了(秘密处死),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下,行刑队来了就动手。当时中央苏区里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是王明路线的罪恶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线的冤鬼!
  有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我绑了起来,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把邓发签署的要处决我的手令展示了,然后把我绑成处决死刑的样式。我知道要被处决了,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张炎和把我拉出去行刑的时候,要先向叶季壮打个招呼,可是叶季壮不在,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但真是凑巧,在押我执行的路上,正好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个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此症候大吃一惊,立即问周副主席,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意思是按老规矩办),我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又给我松了绑。我跟着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供给部。
  回到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他心里有点火,埋怨杀他的人连个招呼都不打。过了一会,周恩来又来了电话,要叶季壮和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把我的问题谈一谈。到了周副主席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我没有进去。只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就出来了,周恩来送他们到门口。他看见我反倒没有说话,上前握了我的手,我睁大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周副主席,也不敢说一句话。周恩来决定除了免我一死之外,还要对我加以特别保护,并带着一起走(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我的事要绝对保密。
  在延安的时候,周恩来提起这件事,跟我开玩笑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真是无独有偶,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九月二十四日,Mzhuxi决定把我们关起来,在大会堂和总理告别时,总理握着我的手,我双眼也是直盯盯地望着总理,我对总理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也相信我自己。”总理有些激动说:“好嘛!”此时此刻,不知总理是否想到,近四十年前我那双直盯盯望着他的眼睛。
  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七十年。周恩来、叶季壮在世的时候,我多次向他们表达谢意,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他们总是说:那是王明路线的罪过,不应该死的人被处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你算是侥幸的了。
  国家保卫局要把我“灭口”的事,最初我只知道大概,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真情。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主力过黄河东征到山西去了,而红军总部留在陕北的瓦堡。周恩来时任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的主任,统一领导指挥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工作,重点是抓红军的供应。当时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的永坪,我是供给部粮秣处长。叶季壮部长派我常驻在红军后方办事处,为了工作方便,我就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当时住在一起的还有李克农、邓发等人。我们几个常常喜欢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阅读当时可能得到的报纸,并且在那里聊天。一次,我们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要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面对着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我们说到这,就插进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邱),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极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出发前夕
  长征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十分紧张,那时并无“长征”一说,名义是“上前线”。长征前,叶季壮部长没有别的助手经办此事,供给部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他自己组织,特派员和我配合他进行工作,因此只有我们在个人知道“上前线”的真实含意。
  各项准备工作中最复杂的就是对人员的审查。凡“上前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报上级批准才能定下来。走的人确定之后,留下的人都到离瑞金不远的七堡集合去了。当时王明路线非常左、非常残忍,我至今还记得几例被无辜杀害的人。
  总供给部粮食处长罗凤章是湘南暴动参加革命的。有人检举他贪污过三块银元,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把他抓走了。对此,作为总供给部部长的叶季壮居然事先不知道。罗凤章的事情发生在离“上前线”较前的时间里,形势还没有那么紧张,叶季壮又几次找周恩来,罗保住了脑袋,只是被国家保卫局送到兵站去罚做苦工。对罗凤章的打击就是惩罚主义路线的具体案例,罗当了苦役,头发上被开了一条“马路”(中间剃光一条头发作标记,防止逃跑),每天在兵站搬运重物。今天我们提到在革命队伍里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人人痛恨的,但在当年是很革命,很时髦,很风行的,是人人必须执行的。有一次罗凤章挑运物品到部供给部来,我没有像别人那样歧视他,给他喝了水。罗比我大十几岁,过去我对他很尊敬,可那天我也说了几句责怪他的话,没想到他毫不在乎地回答:“我现在比当处长好,晚上睡得稳当一些了。”他见我很不以为然,又说:“老弟,你年轻!对现在的事情,你能看到,但你不能看透。人若倒了霉,可是身不由己呀!”对罗凤章的话,我想了几十年才想明白,当我想明白的时候,我已经比罗凤章倒霉百倍了。
  在临出发前,供给部送出去了一批刚修好的步枪到前方去,兵站检查出来有生锈的,向上级报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立即派人来总供给部检查追究。负责枪支管理的军实处军械科科长胡子昂十分紧张,知道自己纵有十张嘴也说不明白,肯定是活不成了,于是偷偷在自己内衣里藏了一个手榴弹。当我陪国家保卫局的人到军械科找胡子昂查问时,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是军械科长,枪生锈由我个人负完全的责任,请不要连累其他人。”胡子昂说完,扭头就向房子外面跑。只见他跑出门外不远,手榴弹就响了。他没在房子里拉响手榴弹,是为了不伤害我和其他无辜的人。胡子昂在知道要被处决了的情况下,痛恨的只是肃反制度,还不愿意伤害别人,甚至包括不愿伤害要执行他死刑的保卫局的人,真是可敬呀!事后,供给部把胡子昂根本不是“反革命”,只是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但是,在王明路线之下,在长征前的那种特殊气氛下,胡子昂除了死,没有别的选择,他死于共产党的惩办主义。
  还有总供给部的管理科长李耀也死得冤。李是湖南人,是个二十几岁的大学生,这在红军中是很少的。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始没有批准他“上前线”。后来经过我们第二次报告,保卫局总算是同意了。李耀平常工作非常好,但是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管理科无意中发生了火灾。保卫局认为这是反革命发出的“灯火信号”,告诉敌人我们要行动了,于是把李耀抓走了。虽然对李的下场并未宣布,但无须多虑,就是用“保密”的方法处决了。
  上面谈的我死里得救的经历和另外三件事,说明了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前,恐怖的气氛是相当厉害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一个人是不怕犯错误的。因此大家在工作中总是积极苦干,谨小慎微,甚至不敢多说话。当时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就不得了呀。
  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革命队伍中的“活阎王店”,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几年来杀了很多的革命人士和人民群众。一九三O年开始的杀“AB团”,是敌人挑起的反间计在内部杀共产党;一九三四年的肃反是我们共产党自己挑起的杀共产党。一些所谓的不可靠分子,例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杀了不在少数。长征前的肃反乱杀人是中国共产党永远要记住的教训。
  人民为革命付出的代价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一步一步的,红军的长征还没开始,国民党军队就占领了苏区的边境地区,那里的人民开始遭到苦难,红军家属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不断传到瑞金。那时我和家里已经失去了联系,兴国人民和我一家人遭的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才知道的。
  国民党反动派刚占领兴国,就对这个中华苏维埃模范县的人民进行了屠杀。兴国县在一九二八年苏维埃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二十三万人口,到一九三四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锐减到不足十五万,参加红军走的约八万人,绝大多数战死了。有人统计,仅长征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兴国藉战士有二万三千多人,没名没姓的牺牲者应当是多数,但无法一一收集名单了。兴国参加红军的人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活着的并在革命队伍中继续工作的仅剩一百多人了,其中五十四人成为新中国开国第一批将军,其余至少也是师以上的领导干部了。
  一九四九年兴国县经过一些不很完整的典型调查推算,全县户口平均减少四分之一以上。如我的老家,苏维埃革命前有四十户人家,解放后只有十九户,减少了二分之一。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兴国县人民对革命付出了多大的贡献!兴国县人民是这样,我的家庭同样也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家付出的第一个代价是,我兄弟两人当了红军,哥哥还献出了生命。哥哥和我参加红军后,家中没有了壮丁,养活全家十多口人的重担就落在我父母亲二人身上了。我母亲很顾家,对红军却很慷慨,把儿子交给了革命。后来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场上我们母子巧遇了。她对我说:“你要狠狠打白军,不然地主回来了,分到的田也保不住。”革命利益同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切身利益一旦联系在一起,就会改变她的思想。我哥哥在广昌战役中阵亡,红军长征后,我母亲才知道她大儿子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失掉掉亲人的痛苦压抑了全家人很多年,二十年后解放了,他们才知道我还活着。这样人间悲欢离合的事在兴国不止我一家!
  我家为革命付出的第二个代价是,家里房子被毁、家人受迫害。我家有三间房子,是几代人辛苦建起来的。房子在一九三一年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时已经遭到过破坏。那次白军被红军包围时,占据我家里进行野战防护,在墙上开了许多射击孔,还搞塌了一间房。
  白军第五次“围剿”时,战略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即进到哪里,堡垒就筑到哪里,公路随后就修通,修公路是“就地取材”,以毁坏红军家属的房子为主,国民党部队把我家所有的房子全扒光,成为一片废墟,我父亲急得连吐几口血就病倒了。国为我家是红军家属,乡亲们不敢援救。我家分得的土地被地主收回去了,只好在荒山上种些红薯,加上砍柴挑卖,以吃红薯和野菜为生,我九岁的弟弟还要去要饭。最困难的时候,祖父和父亲光着上身,穿补过“千层”的裤子,洗的时候,要用稻草编的草片子遮羞。为避风雨我的一家人在坆洞里一住就是两年。
  我家为革命付出的第三个代价是,父亲用劳役还地主的租子,摔成重伤。地主从一九三O年共产党正式分田到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政权恢复计算,地主要我父亲补交五年的租子。我家没有能力偿还,就托人向地主家求情,希望和别人一样缓交。地主恶狠狠地说:“别人欠租一百担我也不要,你家有共匪,一粒粮也不能少!”地主逼着我父亲上山到他的林场砍伐树木挑到公路上,以劳役代交租子。木材每担至少有一百三十斤,挑四十里路的山路,有次连人带着担子掉到深山沟里差点摔死,跌成重伤残疾了。红军长征走了,地主回来气势汹汹地把奶奶的坆地扒开暴出骸骨,说是“他家坆地的风水破坏了”。地主扒坟时,我爷爷奋力阻挡,被打得口吐鲜血,很快病故了。
  我的一家人和兴国县许多家庭一样,为共产党的革命吃尽了苦头。兴国县在人民革命斗争中牺牲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女的生命,无数的家庭遭受到摧残。他们牺牲流血,为新中国的建立铸成了一块块奠基石。
  两万五千里长征
  出发“上前线”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革军委机关开始由瑞金长征。
  出发之前进行了动员,说是“上前线”。当时“上前线”很有动员力,除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愿意上前线杀敌立功的原因之外,前后方的待遇不同也是一个因素。前方每人每天一斤十两粮(十六两制),后方只有一斤二两,而且没有油,有时连咸盐也没有,整天吃清水煮南瓜。
  出发前,我被任命为军委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加上我原来的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身上的担子不轻。中央机关长征组成了两个纵队,各辖若干梯队。一纵队为军委机关的大部分,叶剑英任司令员,红军最高领导“三人团”的博古、李德等随此纵队行军。二纵队由中央机关、政治机关、总供给部等组成,是中央领导机关长征的主体。李维汉任司令员(没到职),邓发副司令员实为司令员,蔡树藩任副政委,毛泽东等随此纵队行军。以总供给为主编成的二纵队第二梯队,还有通信教导队、军委军事工业局和运输大队。出发前几天,叶季壮带着特派员和我去向周恩来汇报总供给部的准备工作。周表示满意并指定叶季壮、我、特派员三人组成总供给部工作小组,由叶总负责,统筹处理总供给部长征事宜。汇报后,叶季壮带着特派员提前到雩都去担任中央纵队的渡江(赣江)司令员,总供给部的行政工作实际由我负责。
  这一下我的工作就更多了,那时也不知道什么叫累,工作再多也不怕。长征出发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就准备好了一切,我在开晚饭之后很久才到炊事班吃了一点东西。我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手拿着饭碗靠着墙就睡着了。炊事班长很心疼我,在门口“放哨”不让人来打搅我。晚上有事找不到我,就有人怀疑我开小差跑了。通讯班长很快找到了我,他看我累成那个样子,就对大家说明了,仍然没有叫我,直到凌晨才叫醒了我。出发前的这一觉我睡得实在痛快。
  总供给部机关本身并不大,军事工业局合并过来,还有地方工作团和一些女同志也编过来一起走,变成二百多人,虽然人不算多,却相当乱,管起来很麻烦。一是官多兵少难管,除了管理科的三个班(炊事、饲养、运输)和通信警卫排之外,其他人都是官;二是大官多,每人都有牲口,饲养员、特务员(后改称警卫员),少数还配有运输员挑东西;三是机关的各个处、科都是独立单位,现在凑合在一起,这些人毫无纪律,谁也指挥不了。
  行军开始集合时,这支队伍根本聚不起来,有的只到集合场去看一下不去站队,行军时站起来再走,工作一有不慎就会冒出一大堆意见。行军走起来毫无秩序,距离拉得很长,有时把别的单位的队伍都搅乱了。到了宿营地不服从分配,谁先到了,谁抢到了好房子谁就住。先到的人住得宽,后到的人没有房子住,也不相让。饭好了随便就打,后来的人吃不上饭……。离开瑞金第一天行军中曾进行过防空演习,防空号一吹,人四处乱跑,除通信警卫排和管理科的人有组织地到达宿营地之外,干部无论有牲口的还是没牲口的,都逍遥自在地走,有的天亮才到,有的因为累了就在途中找地方睡觉,第二天中午才到。他们自己不听指挥,还大发牢骚指责别人。
  对此,中央纵队严厉地进行了批评,说这样很快就会掉队掉光了,这哪是行军?是自己消灭自己!我召开几次支委会讨论,也做过不少规定,但效果不大。因为大家看到,各单位除司令部机关好一点之外,其他的彼此都差不多,中央纵队在长征初期差不多都是这样。
  我们对总供给部行军管理动过不少脑筋,教育的方法不灵就实行严格纪律,组织战斗化。叶季壮召开过一次干部会议并宣布了四条规定:1、成立队部统一指挥,我任队长,下设宿营组、收容组;2、所有人员一律按班排编组,总供给部机关及军事工业局编为第一排,地方工作团和女同志编为第二排,骑马的干部编为第三排。其他官都是“兵”,有事找排长;3、规定了行军秩序,警卫排在前,队部、一、二、三排其次,牲口全部集中在最后,干部想骑马只能到后面,不能骑马在队列内行进;4、制定了集合、宿营、开饭等制度和纪律,每个干部都要管好自己的警卫员、马夫,他们如果犯纪律,追究干部的责任。
  规定实行起来阻力很大,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硬性强迫执行。有一个高级干部的特务员有恃无恐,屡犯错误,我下令把他的枪下了,到达宿营地关了禁闭。这下震动了全队,多数人拥护,少数人不满。有人向纵队邓发司令员写了告状信,责骂邱会作是个“小霸王”,没想到这却给我们帮了大忙,邓发认为告状信中的指责正是优点,应当表扬,必须有几个“小霸王”才能管理好中央纵队里那些大大小小的“老爷”。邓发把自己看法和告状信呈报给周恩来,周对我大加赞扬并在路边查看了总供给部的行军。周恩来向邓发说“机关不战斗化,不提高组织纪律性,就不能完成紧张的长途行军任务。”周恩来、邓发认为我提出的“机关战斗化”的口号很好,要全纵队向总供给部学习。
  谁告了我的状?事后我才知道是中华苏维埃全国总工会军事工业工会主席伍江洲。周恩来严厉批评他说:“你反对战斗化的生活很不对!邱会作很年轻,工作经验不多,但他肯动脑子,你应当支持他工作。”周恩来亲自出面批评,那些“老爷”都服帖了,主动服从指挥,行军情况进步很大。
  “全权代表”
  中央机关的长征是从瑞金到雩都西进的,在河上架了几座浮桥,夜里就过去了。红军长征几天之后,运输部队“走不动”,问题很多。叶季壮认为加强那里的领导是当务之急,让我把总供给部的工作暂时交给粮食处长刘明德,立即以军事工业局总支部书记的身份到运输总队去指挥。
  中央机关从瑞金出发是“大搬家”。两个中央纵队各有自己的运输队,主要是二纵队,由一千五百多运输员编成了总供给部运输部队,兵工政委郑林当选总队长。他们一出发就“走不动”,拖了中央纵队的后腿。
  我到运输总队时郑林队长已经患重病不能工作了,我实际上成了负责人。我很快就发现了运输总队的三个困难:一是没有预备运输员,每人都挑一副担子,天天长途跋涉不行;二是不少大机器要多人抬着走,根本没法子走长路,更别说山区小路了;三是运输分队的行政组织没有建立,运输员吃饭、走路、睡觉没有人管。运输总队名义上是红军的一个部队,但如同民工一样是“一盘散沙”。
  为此,我们就日夜不停地抓紧工作:第一是整编队伍,把运输总队分成了三个大队(一个抬运大队,两个挑运大队),大队下面再组成连队式的十二个分队。分队里有炊事班、收容组、宿营组。第二是加强行政领导,管好全队的调度、行军、吃饭、睡觉四件大事,让运输员没有后顾之忧,有体力完成任务。第三是清理运输物品。全队约有一千副挑子,约三百副是手榴弹半成品。抬运的机器中多是“洋机器”,用电才能开动,在兵工厂从来也没有用过(因为没有电)。
  我提出把它们处理掉,但遇到严重的阻力。工厂技术人员什么都想留,好像明天就要开工生产一样;而行政干部则要多扔,否则会把部队拖垮。几经周折我才报了必须处理的物品清单。叶季壮立即转报邓发司令员和周恩来副主席审定。
  批回来的清单使我大失所望,只可以处理手榴弹半成品约一百担,其余物品务必运到亲“根据地”。尽管如此,这次处理后总算有了百分之十几的预备运输员,再加上军事化的整顿,情况有了好转。
  在将要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前两天下午,周恩来、邓发亲自察看中央机关两个纵队的运输部队。运输员挑着抬着东西一天要走近百里路,大多溃不成军,一幅惨状。中央纵队带着这个“大包袱”无法快速前进。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到了路边一个村子,看到几百副挑子在村口放得整整齐齐的,就问:“哪个单位的?”
  听到是军事工业局的以后,又问:“你们有多少掉队的?”
  “一个掉队的也没有!我们吃了中饭马上要出发。”运输员回答。
  周恩来一听大吃一惊,我听到声音从房子里出来了,周恩来一见我就说:“队伍好整齐呀!管得比其它运输队都好!你们应当好好总结。”我简要报告了我到运输队后的做法。
  中央纵队在通过封锁线之前,要等后卫的红五军团,就地休整了一天。周恩来召集了一次专门讨论运输部队问题的会,要我在会上介绍整顿总供给部运输队的经验。我说了我们在行政、生活、行军上的“三管好”之后,又大胆地说“运输部队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就有人财两空的可能。物资要丢,运输员也要丢了……”。中央纵队副政委蔡树藩马上打断我的话,问:“有这样严重吗?”他的话里包含着政治态度,显然在指责我不要把问题看得过重,犯右倾错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在高峰的时候,对蔡树藩的问话我当然很害怕,立即住了口。
  周恩来看出我的顾虑,用即是鼓励我,又兼有批评蔡树藩的话说:“我们是讨论运输总队的问题,要把实际情况说出来。至于决心,由我们来下。邱会作你继续说下去!可以大胆提出建议。”
  我这才敢接着说:“在人和物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应当要人不要东西,或多要人少要东西,为了保住人,东西就要丢。否则不要说过封锁线,正常行军也难以坚持。当前要解决的是:“第一、运输员的负重担子比例应当是三比二,三个人两副担子,如有可能,最好是五比三。第二、担子不能超过四十斤重。战斗人员负重不过十多斤,运输员的负重是战斗员三四倍,而每天行军一步不少,体力吃不消。第三、抬着走的大件一律丢掉,因为今后要走山路,有的地方抬着走根本过不去,现在不丢,走山路时还是要丢。”听了我的发言,主管此事的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总供给部长叶季壮等都不敢表态。他们好像已经知道红军要到湘西与贺龙部汇合,新根据地离这里并非天涯海角,东西以不扔掉为好。而我不知道这些,就“放了一炮”。
  周恩来看到大家不表态,会议结束前总结地说了一句:“物品的处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大家考虑一下再定。”周恩来是唯一对我的意见认为是值得考虑的大人物。
  第二天,叶季壮向我传达了中央领导研究后的指示,“对物品现在不能做大的处理”。我虽然有想法,但只能执行命令。我想,只要急行军两天,大部分东西都会“自然”处理掉的。
  我们要通过的赣粤湘交界处的几道封锁线,纵深约有二百多华里,从封锁线前的几十里外就开始急行军,要经过两座高山走三百里以上的曲折险峻山路和一条较大的河流。封锁线两侧敌情相当严重,战斗总队两天急行军即可通过封锁线,而运输部队即使每天急行军走八十里以是,连续走四、五天也不一定能过得去,运输部队面临着一道“鬼门关”。
  果然,运输部队第一天过封锁线就发生了最严重的掉队,但还勉强可以行军,第二天就溃不成军了。抬运的东西几乎一件没留。机器、担子丢弃在将近五十里的沿途上,甚至装银元的箱子也破碎散落在路边,苏维埃票子到处可见……一片狼藉。运输员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就躺在路旁死活不肯走了。国家保卫局的人催促威胁、以枪逼迫也没有用。
  通过封锁线的第二天晚上,除了总供给部的运输部队以外,其他的已接近溃散边缘。周恩来闻讯后从纵队的后卫赶上来查看,在一村子里遇到我,问情况怎样?我说,我们的队伍基本还在,掉队了百十人之多。运输员徒手跟上都困难,更不要说挑东西了。我们运的东西已丢了上百担,抬运的都落在后面了,可能会全丢掉。
  这时,周恩来认为不把东西扔掉是不行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知道离宿营地还有二十五里,中央纵队两边的护卫部队均在十里左右,还有机会下决心。于是周恩来在现场架上电台,一面对全军的行动指挥,一面通知林伯渠、叶季壮、邓发、张经武(中央纵队参谋长)等相继人员到这里开会
  在等候开会的时候,周恩来对我说:“前天你提出的意见看来是对的,因多数人不同意实现不了,现在要下决心了,否则真要人财两空。敌情只会越来越严重,现在只有少要物品,才能保住应留的物品,保住人。”
  开会的人到了,周恩来示意我也列席,他说,从瑞金出发时近八千人的运输部队,现在不到三千人了,成建制的只剩下总供给部这一千二百多人。我们过了这个封锁线,前面又是封锁线,这样下去,家当全丢了,我们不能人财两空。
  会议很快就讨论决定了三条:1、担运的东西要严格控制,只能带弹药、医药、现金(主要是银元和金条)、宣传品,其余一律处理掉。抬运的东西一件不带(包括印苏维埃币的印刷机、石版等);2、把几个运输部队剩下的人全部集中编成一个运输总队,邱会作为负责人,代表纵队全权指挥;3、对物品的处理和运输队的整编。授权邱会作、曹菊如(财政部局长)、姚xx(名字忘了)三人在此就地进行。
  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敌人在反扑由红一军团打开的封锁线,后面从赣州方向追来的敌人也不远了,情况紧急。周恩来指示后卫的红五军团阻击追敌至明天中午,给中央纵队以突围的时间。他同时下令我们三个人(邱、曹、姚)处理物资,重组运输部队,明天上午十二时前要随大部队继续前进。
  我们在附近一个叫八丘田的村子里对中央纵队归过来的零散运输人员进行了整顿。按周恩来指示的原则反复清理后,只留下1600多名精干人员。选100人组成炊事班、收容队、救护队和通讯勤务队;担子减少到五百副,每担四十斤,三人一副担子轮流挑。除子弹和银元全带走外,带不走的东西全部毁掉。一时间,八丘田村爆炸声不断,火光冲天。我们提前三小时出发了。后面负责护卫的五军团不断来询问情况,他们说,你们提早了三小时出发,我们不知道减少了多少伤亡呀!
  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后,在前边开路的红一军团遭到敌人在粤汉铁路线上新的封锁,双方正在作战,中央纵队就地休息了两天。此时,我召开了一次新组建的运输部队的会,把全队组成了三个大队,下属若干分队、班排,如作战部队一样设立了队长、指导员、班排长。原来运输员们不堪劳苦,人心惶惶,现在每人负重合理了,三人一副担子,轮流休息,大家不仅体力恢复,也树立了信心,军心稳定了。
  在十一月底中央纵队突破粤汉铁路和强渡湘江的封锁线中,运输部队再也没严重掉过队,担运的东西保住了。我们到了湖南后,把追敌甩在后面,敌情有些缓和,但气候一直不好,大雨滂沱,山路之难行真是无法形容,有时是在没有路的“路”上走。半个月里,红军总数又比刚过湘江时减员大约四分之一,而我们运输部队虽也减员却只有十分之一,还剩下午1500多人。十二月中旬,中央在贵州东部的黎平开会,决定放弃北出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去。中央两个纵队合并前进。这时,我们挑运的子弹发到了各部队,银元等财物分散了保存,运输部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只保留一个二百人的运输分队归军委四局三科指挥,其余一千多人补充到红五军团。
  在长征最初的一个多月里,我亲身经历了中国工农红军这支运输部队悲壮的奋斗和艰苦的生活,一定要为他们说上几句。
  首先,运输部队付出几乎耗尽生命的消耗。人的体力有限,而运输员的消耗几乎没有限量。他们每天都有一个几十斤重的担子压在肩上,很多时候是连续急行军。一个战斗员负重只有十几斤,而运输员的负重是战士的三至四倍,物品一点也不敢丢掉。这么一比就知道运输员体力消耗之大了。通过封锁线是地,除前卫部队在作战之外,多数部队不过就是走路,还常常受不了,而运输部队挑着重担,比部队一步也不少走,艰苦可想而知。我们进到湘南之后一直在行军,天天下雨,运输员的衣服是雨水和汗水浸透在一起,整天湿漉漉的,担子湿了越挑越重。由于道路泥泞,部队走走停停,而运输员几十斤的担子在肩上,欲走不能,欲歇也不能,压着重物受“站刑”。
  其次,运输部队吃不上饭。他们没有离开苏区时因为管理不当就常常吃不饱。进到白区后红军的行军是密集纵队,大量部队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通过,前面的把能搞到能吃的东西都吃了,后面的什么也吃不上。打土豪没有可打的,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后面的运输部队几乎天天饿着肚子走路。在湘南的一个山区里,一个三百多人的运输大队走错了路,两天没有进一粒米,一个个饿得昏过去躺倒了。我们找到他们后,立即做饭,吃下饭他们才走得动。
  第三、是没有时间睡觉。运输部队因负重走得慢,常常很晚才到宿营地,如果路上遇到什么故障,到了宿营地已是拂晓,第二天的出发时间到了,立即又要走。运输员还可以些“零星”时间打个盹,而干部则忙得连一点睡觉的时间也没有,运输部队的干部搞垮了身体的人很多。
  第四、是运输员没有鞋子穿。运输员打赤足是普遍现象,公家没有鞋可发,运输部队几乎人人双脚溃烂,有的烂到了腿上。
  运输总队在黎平缩编后多数人要到部队去,我们举行了欢送会。周恩来高兴地接受我的邀请来讲了话。他说,我们运输部队所受的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可是大家都忍过来并且战胜了困难。你们是红军中最能艰苦奋斗的一部分,你们是钢铁炼成的人,希望大家到部队去继续作红军的骨干力量。我们的红军是光荣的,运输部队在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方面胜过大家。因此我特别提出,你们是光荣之中最光荣的人,运输部队是光荣的部队。大家听到这里,许多人都哭了。
  为红五军团送饷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进入贵州,周恩来要物色一个带队的给红五军团送饷,叶季壮建议我担任,周恩来批准了。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红五军团担任殿后,他们的物资供给很困难,因为前面的部队把粮吃完了,土豪地主打光了,走在后面的五军团经常断粮,不得不用现洋和硬通货高价买粮。中革军委筹集了大洋一万五千余元,大烟土六百多斤,还有部分苏维埃钞票,要尽快送到在中央纵队后面二百多里跟进的五军团去。经电文往返商量,定下了交接的时间地点。
  我去总司令部接受任务,没想到周恩来在那里要向我当面交待。他在地图上指出了五军团现在的位置和交接款子的地点,然后说,送款不像带运输部队那样艰苦,但需要智慧,要随机应变和独立处理问题。这里离交接地点有二百五十多里,如果不发生意外,五天就可以到达。要是情况变了,你就要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你带一个运输连、一个警卫连去,相信你可以完成任务。
  任务交待清楚后周恩来又嘱咐说,中央已经决定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五军团的前进方向是遵义以北的桐梓县,和中央纵队保持二百华里左右的距离,中间估计不会有大股的敌人。到了交接地点,如果没人交接,就是情况有了变化,你们不能久等,向遵义方向追我们。如果联络不上,就“占山为王”,就地生存,等待革命的最后胜利。周恩来说完就在一张印制好的红军委任状上写了:“兹任命邱会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黔东北游击队司令员“,签上名字后交给我带上备用。
  我带的运输连大约一百五十人、六十多副担子,警卫连约一百二十人,战斗力很强。我和同行的兵站部一位姓丁的科员、运输队长罗子明、警卫连长陈生四人组建了一个临时“小司令部”,第二天就动身了。当时红军进入贵州打了许多胜仗,黔军退后了,地主武装都上山躲避了,我们每天行程约六十里,三天没遇到敌人。我们去掉了军服的红军标记,国民党区、乡政府分不清楚我们是什么部队,以为是中央军,有时还向我们提供粮食。
  第四天早上我们路过一个镇子,到了附近才发现敌情,向后退来不及了,只好准备战斗。这时有个敌军官走出镇子来查问我们是哪部分的。从问话可以听出来,敌人错认为我们是“黔军”。我们吱吱唔唔地应付,敌军官一听不对头,扭头就跑。我从他的恐慌中判断敌人力量不大,下令冲过去。我们通过镇子时,镇公所里空空无人,敌人已从后门溜到山上了。
  第五天中午,我们离指定地点新安镇只有十余里时,从那个方向来了一小股敌人,敌人发现了我们,立即退回新安镇。我们找到老乡打听,得知红军向北走了,来敌是新安镇区公所的武装,并了解到红五军团的部队确实没有到达新安镇。这时离约定的时间只过了半天,还不能断定五军团就不来了,我决定等一天。我们等了一天还是没有动静,我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严重的敌情,否则绝不会不来接头,因为这些钱款关系到红五军团的生存。于是我决定:连夜换到新的地方宿营以防不测;中央纵队已向西北前进了,我们朝那个方向追。我当时年轻无经验,又无法请示上级,只是想无论如何要保住红军的财产。
  出发之前我找村里的小学校长谈了谈,他不清楚我们是什么部队。我和他东拉西扯,问到遵义有多远?他说大约三百五十里,还拿出一张贵州省的地图指给我看,图上对道路、县、区、乡政府所在地都有标记。我要用钱买地图,校长怕兵,表示奉送。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
  此时已经过了约定时间三天,我判断部队不会再来了,决定向遵义方向前进。第五天发生了情况。原因是红军主力过去几天了,被吓坏了的地主武装苏醒过来,向我们这支小队伍挑衅了。我们通过一个小镇的镇公所,那里有敌人武装几十人。我们从旁边绕过了,离开镇子二十里天就黑了,决定住下来天亮再走。我们考虑到镇里敌人看到了我们的担子,做好了防范。果然,深夜里敌人来发“洋财”了。我们打死了五、六个,活捉了一个小队长。那个家伙怕死,答应带我们出县境。这一招很有效,两天之内很平安。但越往北走,情况越紧张,为了应付战斗,我们把十几担苏维埃票子烧了,不但轻装了,还增加了战斗员人数。一旦有敌情,运输连可以自卫,警卫连可集中力量打仗。
  第六天我们要通过一个叫水溪镇的区公所,侦察到那有区中队五十余人,有一定的战斗力。我们吃掉敌人不难,但是为保住钱款,不能打仗。我们在离镇子二十多里的小村子里停下继续摸了敌情,发现有两个情况很有用:一是敌人抽大烟,每天早晚两次集体定时抽烟;二是敌人有一个班出官差到县里去了,我们决定以智取胜。警卫连一个班化装成敌人从县里回来的那个班,还雇请了当地老乡应付敌人的问话。天亮前到了镇前,敌人哨兵果然中计开了门。我们直冲敌人营房,他们刚起床正徒手吸烟,当发觉了我们不是“自己人”,大势已去,只好投降。我们缴获的枪不想拿走,那会增加我们的负重,只把枪栓卸下来带走,叫他们派人跟着到二十里以外再拿回来,敌人服帖了。我们把区长找来了,半拉半推地搞出门带路。走了一天,估计再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才给路费让区长回去。
  再向前走,前面有一条河,不能徒涉,渡口有河防部队驻守。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是设法过河,二是绕道百余里西行,但西边能否顺利过渡不得而知。这令我举棋不定,就先在一个大自然村里暂作作息。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家有三套院子的地主家前院。后院有个中年人很有礼貌,我们丁科员是红五军团的,熟悉国民党军队,他很快问明了那个人是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队一个师经理处的军需官,最近因公外出后在自己家里住几天。丁科员同他谈得很投机,让他错把我们当成来贵州的外省杂牌军,来采买大烟土的。军需官无意中说了不少有用的情报:从湖南来的朱毛红军已包围了遵义,贵州军队西撤了。这和我们出发前周恩来交待的红军战略方向一致。
  军需官急于回遵义方向归队,正好遇见我们这支二百多人的部队,想让我们陪他走一段路,这正中我们下怀。说好沿途“通关费”由我们出,再送他二斤大烟土为酬金。第二天一早我们上路了,凭借大烟土为礼,河防部队很快放了行。
  我们渡河走了一段路,才告诉了军需官我们是红军,他并不惊奇,说:“曾想过你们是红军,可能是和大部队分开了。在这乱世,相安无事为好。其实我帮了你们,我才安全。”我表示绝对保证他的安全,欢迎同我们一起到遵义,然后去留听便。军需官安心了。
  我们直到离遵义不到一百里时,红五军团两个连到了。带队的是军团供给部一个科长,是我在瑞金红军学校的同学。我们见面后很激动,他说,五军团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新安镇接收军饷,但遇到了敌人阻击,耽误了三天,与我们失之交臂,现在总算是遇到了。我们交接完款项和那个一路来的敌军需官话别,建议留他在五军团躲一个时期兵乱,将来由他自己决定动向。敌军需官很高兴,表示今后绝不与红军为敌。
  我们完成任务后的第三天回到了中央纵队,中革军委对我们没有能在指定地点向五军团交接很清楚,但对我们以后的行踪一点也不知道,从上到下都以为我们可能已经“光荣”了(即牺牲了)。
  我回来的当天就去见周副主席,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他简要问了我情况,对我们的行动和应变处理感到很满意,说:“你离开大部队十多天,带队在敌人中间穿插来去,除了烧了一些苏维埃票子之外,只耗费了几斤烟土,没有损失一人一枪。
  执行送款任务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那时我不到二十岁,以前又没有独立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向周恩来汇报后的第二天,叶季壮通知我到中革军委报到。因为周恩来点着我名字说,邱会作这个人他要了。
  在遵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红军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市,进城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筹备以贵州为中心的新“中央苏区”政府。林伯渠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叶季壮等人为副主任。周恩来代表中央领导筹委会,决定把我调到那儿管物资分配处的工作。
  物资处是筹委会里最繁忙的部门之一。我们把各级“接收委员会”(也叫“没收委员会”)没收的物资都接收下来,然后进行分配。中央和红军的党政军机关所需要的物资都要经过我们的分配。大家对物资处是既“喜”又“恨”。喜的是,可以到这里领到东西,喜欢到我这里来;恨的是,由于物资匮乏常常得不到满足,物资处成了“挨骂处”。
  遵义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我们没有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作为将来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委会面临了许多新问题。
  第一是城里秩序混乱。
  红军攻克遵义后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纪律散漫,上街乱逛的多。过去红军在农村,偶然进一次县城都不易。进了遵义城,上街乱走滋事闹事就多了。二是上饭馆、打架斗殴的多。那时大家没有什么钱,大的“嘴福”不能享受,几个人凑上一点钱上个馆子就很满意。遵义城里饭馆数目和供应有限,吃饭要等,晚了就吃不上,后来的人挤不进去就吵闹打架。三是强占好房子的多。大家听说要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都想住的宽敞好一些,强占房子成了风。遵义城不大,好房子多是工商界人士和社会的头面人物,对抢占他们的房子反抗强烈。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大家很着急,但解决不了,只好请周副主席出面。周副主席晚上处理全军的军事,白天主要处理筹委会的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两三天就把红军进城后出现的混乱局面理出一个头绪,解决了问题。比如分配房子一事,周恩来叫组织了设营组,统一看房,统一分配,很快解决了纠纷。房东和用户基本都满意。
  为什么周恩来能把事处理得很好呢?他对筹委会——未来的政府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是为大家办事的,应当认真、商量和公平。认真,就是勇于负责,凡事不要推来推去;商量,就是不要主观武断,要善于同别人商量,取得对方的谅解和帮助;公平,就是坚持原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怕得罪人。这段话我至今还记得。
  周副主席讲话时以我为例做了表扬,他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是邱会作处理的。有支部队从遵义路过,提出要在城里休息一天,我同意了,批了条子要邱会作解决粮食问题。可是过路的部队要三天的,邱会作照给了。但在遵义只发一天的,其余要他们行军顺路到城外六十里的粮站去领。部队不愿意,讲道理也不听,发火了,还在物资处打坐。邱会作宁愿自己挨打也不改变原来的计划。他一点怨言都没有,仍在认真地工作,令我十分高兴。那个部队的领导知道打了人的事后,立即到我那里去认错。
  第二、是城市政策问题。
  红军生活在农村,物资来源主要是打土豪、没收地主的财产。打土豪一般不会搞错,一则我们有经验,在农村里搞了多年,二则土豪地主的标志明显,在农村里房子好的就是。在城市里,我们打土豪政策没变,但做起来就复杂多了。
  进了遵义城,周恩来规定对三种人的财产可以没收。一是奸商,二是军阀官僚,三是地主。对上述三种财产,要写详细的报告(有专门报告表),经过周恩来批准后才能没收。
  我举一个例子就可见当时政策的严格。遵义城里有一家商行,好像叫“洪泰商店”,由兄弟三人出本钱共同经营。老大是地主,剥削雇工,投资经商。老二和地主家庭没有经济关系,另外生活。老三学校毕业后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供职。对这个商家,只没收其财产的三分之一(即老大的那一份),其余三分之二的财产一律不动,并告知其继续营业。
  对我们的政策,商家纷纷表示赞成,大多数的商店开门营业了,经销的货物也多。遵义的商会还发起了一个“劳军运动”,捐银元三万多,各种鞋子数千双。我们手上有了捐银,商铺随时可以把收到的“苏维埃币”兑换成银元,这直到了稳定军心,稳定社会的作用。红军战士们的钱很少,多数是苏维埃币,如果一下子都成了废纸,后果可想而知。
  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在遵义存在的时间很短。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如此责任重大的经济工作,成了我以后参加许多经济工作第一次重要实践。
  娃娃科长
  红军长征在遵义第一次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息。但不久敌情发生变化,我们主动有序地退出了遵义,不和敌人硬拼,而是与之周旋,摆脱追击。我当时只是感觉红军的作战方法变了。果然,不久就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按他的战略思想,红军退出了遵义。
  这时,中革军委下命令调我任军委四局三科科长。军委四局是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的一个行政部门,主管军务、行政和军委直属队的行政、供给、卫生等工作。我到三科任职后,因二科科长杨更生被敌机炸成重伤无法工作,周恩来决定把二科合并到三科。新的三科是军委四局业务最重的一个科,虽然编在四局,因工作涉及军委直属队的行政,实际上是由主持军委机关工作的周恩来和参谋长刘伯承直接管。周恩来说:“就让这个娃娃来干!”刘参谋长知道我把总供给部的行军管得很好,又把溃散的运输部队重新组织起来,他全力支持周恩来的主张。
  我们三科有几个科员:涂余恩,广东人;赖梓昆,湖南人;危才安、刘任农、赖勤,江西人。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但对我很尊重,我们亲如兄弟一样度过了千辛万苦的长征。
  离开遵义以后的中央纵队人数大大减少了,本部只有三百多人,带一个警卫营(含警卫、担架、运输连)、三部电台,还有一个连的老同志(干部连)。这里人虽少,但大单位多、大官多、牲口多、挑剔的人多,可以指手划脚指责我的人也多,管起来就难多了。
  我上任第一天,周恩来、刘伯承曾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今后中央纵队会长期运动作战,三科先要把纵队的行军、宿营、吃饭三件事抓起来。过去各部门的行政工作各自为政,很分散,现在由三科统一领导,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利益相争和扯皮。
  过去中央纵队各部门各顾各,总直属队不少单位有官无兵,派不出筹粮人员,各部门饥饱不均相差很大。于是我决定由三科统一筹粮。这件事一做就得了人心,得到自下而上的支持。
  红军由遵义向西北进军,在毛主席指挥下四渡赤水,摆脱了追兵。我们行进在黔滇川交界处的一段时间内敌情一度缓和,沿途物资条件也比较好。军委直属队的行政管理加强了,工作和生活条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平日挑剔的人不再说三道四。
  这时周恩来又给我加重担子了。一天,他把我和宋裕和(四局副局长)找去谈话说:“我们下一步是北上,那里敌情少一些,但自然条件很差,会遇到许多想不到的困难。现在二局局长杨立三不能工作了,宋裕和带几个人到二局去当副局长。四局留下的事情主要在三科,三科的工作做好了,四局的工作也就好了。我们马上要过大渡河,希望你们克服困难把工作做得更好。“
  红军由遵义向滇川边界西进的时候,中央纵队进行了改组。中央机关再次精简整编,精简后的中央纵队由林伯渠任司令员,多出的人下到部队去了,连一些在中央没多少工作的高级干部也到部队任职,由部队负责照顾,减少了中央纵队的负担,如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纵队改组后,经过林伯渠同意,我们对行政管理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分成了几个队,中央领导人分别安排在这几个队里。毛主席在一队,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分别安排在二队、三队里。这几个队由军委一局一科指挥,四局三科管理他们的行政和生活。毛主席那里总共只有十几个人,有他的特务员(即警卫员)、运输员、马夫,还有一个担架班。这样编队后,我安排事情再也不用找领导本人,而是找他们所在队的队长就行了。我特地把我的老乡、三科科员赖勤安排在一队当队长,我的本家邱长胜当毛主席的运输员。这样,毛主席那里有什么事情我管起来方便。
  当时林伯渠已经是个近五十岁的“老头”了,他比毛主席还大几岁,已经有不少白头发,是中央纵队里年纪很大的一位,其他这样年纪的人都在干部连休养。我不知道中央为什么叫这么一个“老黄忠”当司令员主持中央纵队的繁杂工作。林伯渠行军走一天常常很累,一到宿营地就要先休息一下,中央纵队的具体行政工作,他就放心地交给我这个“娃娃科长”了。
  中央纵队整编后,改变了过去政出多门的情况。这样一来,我们行军有序,伙食集中,宿营统一安排,再也没有混乱了。
  整编后的三科还保留一个十二人的运输班,担运中央的文件和必不可少的办公用品。我专门配邱长胜为毛主席挑担子,毛主席的文件、中央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大印全在担子里。大家给邱长胜起了一个绰号叫“帅印”。还有一个警卫排直属三科,三十几人,全部是短枪,行军时押运中央这十二副担子,一旦有了敌情,三个人保护一副担子,人在担子在,所有挑担的和警卫排的人,都经过了国家保卫局的政治审查,是最可靠的。这些担子里的东西最后都安全地到了陕北。历经长征那么艰苦和危险之后,中共建党初期许多重要原始档案和文件还能保存得那么多、那么完好,利益于此。
  中央纵队警卫营的警卫连是保卫中央机关安全的,武器相当精良,这些人是有牲口的骑兵。每到一地宿营,他们是干体力活的来源。当然,他们主要是警戒。我把要带的银元、黄金等放在骑兵们的马搭子里,还放了些食品,这些东西他们不许动,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去取来。
  运输连有几十人。除了骡马,还有担子。运输连带的主要的是粮食、食盐、腊肉,少许药品。
  担架连也有几十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和李德都配有担架。他们白天行军可以骑马,夜里行军可以睡在担架上,也可以坐在担架上边行军边谈工作。担架员体力消耗很大,每过一段时间就由作战部队挑一些人来轮换。遵义会议后不久,除了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伤未好)等人的担架以外,其余的都“自然”取消了。
  干部连由一些老同志和女同志组成。老同志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被当为党的宝贵财富“随身”带着。女同志主要是中央领导的夫人。离开江西时,只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才许可带夫人,有这样“资格”的约三十个。她们中有贺子珍、蔡畅、康克清、邓颖超、王定国、廖似光(凯丰夫人)等。当时邓颖超患病吐血,是坐担架行军的,这支由老人和妇女组成的队伍是我们照料的重点。从遵义出发后,我们在云贵高原急行军,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了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干部连没有掉队的。
  中央纵队改组之后精干了,行军时,前卫走出一段路后我们才出发,后卫在后面收容。走在中间的中央纵队本部队伍大大地缩短了,后面可以看到前头,前头也可看到后头,首尾相顾,比过去好管理多。
  在长征中,军委机关曾受到两次敌人袭击。一次在贵州北部的土城,一次是到了陕北,在离吴旗镇不远的铁边城。两次都是意外遭遇到突然袭击。
  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的一天下午的五时左右,刘湘的教导师无意中遇到了中央纵队。当时我们正在住的小镇里开饭,敌人来时恰好我们吹了开饭号。他们以为遇上了红军主力部队,迟疑片刻才攻击,无意中给了我们一点时间。
  我刚刚端起碗吃饭,哨兵报告,发现不少的敌人,我就向敌情方向跑去,一看是大股敌人,情况不妙,即下令三科警卫排的三十多人把能够拿得动的东西都堆在街上当路障,阻止敌人。同时立刻报告毛主席等领导向西南撤出,要他们步行不要做担架,以免被敌人打中。还令警卫营还没出发的一部分抢占东北街头山坡上的制高点,组织火力阻击敌人。
  军委机关行装笨重,大家一听北边有敌情就向西南跑,一下拥挤在街上动不了。这时敌人已经进了背面的街。警卫营多是短枪,没有工事,挡不住敌人,只好准备肉搏。这时闻讯赶来的刘伯承参谋长站出来,他非常镇定,大声一吼,叫大家不要乱动听指挥。他下了两条命令:一是机关有枪的人向北面的街口去占据每一栋房子进行巷战;二是用杂物阻塞背面的街道,不让敌人迅速前进。敌人在拆除北街口的障碍时不断遭遇到我们的射击,行动慢了。在这危机时刻,附近的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率一个营赶到了。干部团都是战斗骨干,打起来很猛,敌人突然遇到了增援的强战斗力,退走了。这次战斗我们三科牺牲了董桂之、张寿山,三科警卫排阵亡了五人,排长杜庚的左手负伤了。当夜我留下负责把牺牲的人埋好,天亮时追上了机关。
  到了扎西,就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上面的事不大知道,也不懂。但知道毛主席是最高军事指挥人之一,大家很高兴!出了遵义后虽然转来转去但总是打胜仗或躲过敌人的追堵,整个红军精神状态很好,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
  
相识毛泽东
  在长征中,我和影响我一生命运的毛泽东主席认识,熟悉了。改组后的中央军委组成了一个行政和伙食单位,由四局三科直接管理。我成了毛主席身边一个工作人员,和他朝夕相处。
  我知道毛泽东的名字很早。一九二七年他领导秋收暴动到江西井冈山后不久,我的家乡就有很多“朱毛红军”神话般的传说。我参加红军后见过两次毛主席,第一次是一九三O年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发起战斗的那天;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初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会上做了讲演。
  遵义会议后我调军委机关工作,同毛主席朝夕相处。行军中我们三科常常跟在毛主席的身后走,途中休息就同毛主席在一起。我和毛主席第一次面对面的谈话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中央纵队从贵州遵义向怀仁前进,行军中大家身上出了汗,休息时大家纷纷脱下捉虱子。我们三科的几个人苦中求乐,捉虱子比大小。我获胜了,他们不服地说:“虱子也有官兵之分,你科长身上的虱子自然比我们的大。”我反驳说:“照你们说的,毛主席身上的虱子就有黄豆那么大了。”此时忽然听我们上头的路边一声吼:“哪个说的?到我身上捉出一个那么大的虱子来看看。”我们不知道毛主席在我们的上面也在捉虱子。大家哄笑起来,然后我跑上去到了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问我是不是兴国高兴圩墩丘乡的?我说:“是”。他又问,大路边岩石下的那家茶摊里的老头是我什么人?我说老头是我爷爷。这时毛主席说:“啊,老人家就是你的爷爷!我在他的茶摊上喝过茶。那是三一年春天,我在你们兴国走了几个地方,我知道你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村干部,你和哥哥都当红军去了”。
  毛主席接着说起了兴国县的革命历史;那里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组织。一九二八年我们从井冈山下山,在连花、永新活动过一个时期,以后就进到了兴国境内,立即会见了当时县委的负责人邱会培,他是党的早期党员,那时他已经有了二千多人马,迎接我们在兴国站住了脚。兴国人民对革命有过很大的贡献,当红军的最多,土地革命是在兴国开的头,做了好事,但也犯了错误。对地主不分田,杀了不算还杀亲属,对根据地造成了破坏。
  从那以后我和毛主席就熟悉了,他亲切呼唤我“小兴国佬”。我的几个科员和毛主席都很熟悉。赖梓昆是湖南人,他们早就亲近了;赖勤是日本留学生,从井冈山时起就是毛主席的文书,经常参加毛主席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谈古论今,甚至谈公事,一般也不避他。涂余恩是广东人,古文功底很好,主管对外的文书工作。毛主席行军休息时,常和我们一起聊天。那时红军的上下关系密切,高级领导人和普通人关系平等,有时大家也敢在毛主席面前吹吹牛。
  长征中的毛主席只是中央领导中的一员。那时中央领导人在生活上和高级干部相比只有两个特殊:一是带老婆,二是可以行军时坐担架。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带老婆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李富春、何凯丰、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周昆(红八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等人。当时不担任一定职务的人是不能带老婆的,许多高级干部离开瑞金时和老婆是生离死别,非常凄惨。从瑞金出发时只有几个人有“资格”配专门的担架,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李德。这些人并不是一定抬着才走,而是一种“待遇”。出发时毛泽东并不得志,受着王明路线的压制,但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国家主席”没坐担架的待遇就说不过去了
  毛主席除了有一副担架之外,还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有一头牲口,两个警卫员和一个运输员。他的老婆贺子珍除了偶尔能骑着毛主席的牲口之外,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毛主席的饭由三科炊事班做,主食一般和大家一样,做什么毛主席吃什么。菜是打一份公菜之外,再加辣子。行军时中午是带饭呼,给毛主席配有一只三层的菜盒子装饭菜,由警卫员提着行军。毛主席有些爱吃,但不挑剔,不讲究。在甘肃南部行军中过一个小镇子,毛主席看到路边有羊下水卖,想吃。我叫警卫员跑过去用两个铜板买来了一大碗,放了很多辣子,毛主席吃得满头大汗,很满意。警卫员说,看到锅里还有羊粪疙瘩呢,毛主席说“眼不见为净嘛!”一笑了之。
  毛主席不计较穿,衣着简单。他不喝酒,爱喝茶,抽烟很厉害。毛主席和红军里官兵一样,自己没有分文,零用钱公家开支。在长征中,我们对毛主席的生活管得很精心,这里有我对他内心的敬重和责任感,虽然我对中央所有领导人都一样精心管理照顾生活,但我对毛主席更亲。
  毛主席不善讲成篇的笑话,但历史小故事讲得非常好。行军中大休息,机关工作人员都愿围坐他身边听他讲故事。但是到了宿营地,毛主席必须抓紧工作,有点时间也要读书,谁也不敢打搅他。长征途中很难找到合适的书,后来毛主席对我说:“凡是可以搞到的书,什么我都爱看!”于是每到一地,为他找书刊报纸成了三科的一项重要工作。
  有一次毛主席问到我的学习,知道我读过两年私塾,他认为这样很不够,此后和我谈学文化的事就多了,他的一些教导至今犹在我耳旁。
  毛主席对我说,一个青年人如果不关心自己的文化学习就等于不关心自己的进步和前途。文化这个东西是时时处处可以学,比如观察气象、走路、讲故事,都有文化问题。一种人学文化先上学校,打下基础;一种人没有上过学校,靠自己一点一滴地学。前者是学生知识分子,后者就是工农分子了。学文化没有妙诀,要有的话那就是长期下苦功。毛主席不但鼓励我学习,还教我方法。他说要常读、勤写,要学会查字典,有个字典在身边,就是请了个不花钱的先生。
  在毛主席的鼓励下,我很想学起来,但军情紧迫,没有时间。后来中央纵队过草地之后,曾在巴西停留了一段时候,我们恢复了正规的作息生活。除中央领导人之外,机关所有人员都参加操课,还恢复了文化课和晚饭后做游戏,这时学习的机会就来了。拿什么做课本呢?我在遵义时带出来了一套《水浒传》,它成了很好的“课本”。认《水浒传》里的字,顺便也读了故事。毛主席、林伯渠知道了我们在学文化,主动当了几次教员。林伯渠讲的是《水浒传》里的事发生时中国的历史背景,讲得非常认真。而毛主席就发挥了,他结合《水浒传》的情节,讲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讲不怕失败,积蓄力量迎接胜利。毛主席深入浅出,融通今古,讲得非常动听,大家越听越想听,往往不放他走。毛主席不忙就再讲,若是忙就说“且听下回分解”。
  毛主席教我学文化,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他的很多话一直记在我心里。在毛主席指导下,我开始逐渐养成了爱学习的习惯。我担任了领导工作后,经常亲自动手写文稿或报告。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学习上从没有偷过懒,文化提高了一大步。我敢自夸地说,我一生一直坚持学习,无论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从不虚度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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