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工作人员揭秘李大钊遗稿被删内容


核心提示:《新纪元》一文,在“这都是差强人意的消息”之前,删去“美国威总统也主张国际大同盟”。《劳动教育问题》一文,在讲中国工人惰性的文字中,删去“我们这些游堕成性的人”和“挪出工夫来,可以去嫖去赌,去作些人生无益有害的举动”。还删去一段肯定李石曾的话:“从前李石曾先生曾经说过,欧洲有益人类的学术文艺,都不过供政治上的牺牲罢了。仔细想来,此话甚有道理。”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2年第12期,作者:陈文斌,原题:我与五四运动研究的一段情缘

1958年10月13日,我带着“大跃进”的疲劳和兴奋,告别南开大学,到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中国革命史组报到。上班之后,马上开始工作,我的任务是编辑《李大钊选集》、写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文章。当时,《李大钊选集》的选目任务已由他人完成,交给我的只是文字的校订、标点和文章编排。起草《李大钊生平事略》,由王云开承担,我协助他修改。

文字订正、文章编排等工作比较简单,难的是政治把关。领导没有具体交代,我只好自己摸索。恰好这时我从《中国农民报》上看到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最初版本,发现选入《毛泽东选集》时,按照后来的观点作了文字上的重要修改。我认为这就是政治把关,于是效仿这种做法,从李大钊原遗稿中删去自认为有损其形象的文字。例如,《新纪元》一文,在“这都是差强人意的消息”之前,删去“美国威总统也主张国际大同盟”。《劳动教育问题》一文,在讲中国工人惰性的文字中,删去“我们这些游堕成性的人”和“挪出工夫来,可以去嫖去赌,去作些人生无益有害的举动”。还删去一段肯定李石曾的话:“从前李石曾先生曾经说过,欧洲有益人类的学术文艺,都不过供政治上的牺牲罢了。仔细想来,此话甚有道理。”当时作这样的删节,自以为党性强,巧于文笔,删得不露痕迹,颇感得意,后来经历的事多了,才觉悟到自己的幼稚。

全书由我编排好之后,由丁守和定稿。完成编辑《李大钊选集》任务后,领导又安排我写了一篇介绍《李大钊选集》的文章,题为《革命史上的丰碑——〈李大钊选集〉》。这篇文章发表在《语文学习》杂志,被选入《语文学习》小册子。1958年5月4日,领导又派我到菜市口中学作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的讲演。编辑《李大钊选集》算是踏上五四运动研究的门槛,我真正跨进五四运动研究的大门,是写作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的文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共3集,第一集于1958年11月出版,第二集于1959年4月出版,我赶上写第三集的5篇文章。《新学生》、《北京女高师半月刊》是学生团体编辑出版的进步刊物,《新教育》是几个教育团体共同主办的刊物,《学汇》是无政府主义刊物,《学林》是改良主义者主办的综合性刊物。这些刊物内容、思想庞杂,而且留下来的刊物又多半不全,要按照领导的要求,详细介绍刊物的主要言论,分析它总的思想倾向,批判错误和反动的言论,还要对刊物的编辑出版者、出版期数、版式、创刊和终刊的年月等作出考证结论,这对于刚跨出大学校门的我来说,确实是不小的挑战和考验。好在有第一、二集的文章作参考,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和不怕苦的精神,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就以平均每月1万多字的速度完成了任务。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于195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第一、二集一样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在史学界产生好的反响。正如殷叙彝所说,“《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是编译局研究室中国革命史组的一个重要成果”。我认为有几点值得肯定和借鉴:

第一,抢救了一些史料。在介绍的157种刊物中,大多数是从旧书店、从民间收集来的,有的期刊跑遍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只能找到几期,如《北京女高师半月刊》只有一期,除发刊词和一个启事之外,一共只有4篇文章。公私合营时,许多旧书商将所有旧书匆匆处理,公私合营后也不再收购,如果再过几年,这些刊物就难以搜寻了。

第二,经过研究,写成介绍文章结集出版,既可以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也有利于史料的保存,万一期刊毁失,也不至于烟灭灰尽。

第三,介绍全面客观,既详细介绍刊物内容,又介绍刊物编辑者、出版期数、版式等,既提供了近现代史、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材料,又提供了研究刊物史、出版史的资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少不了对人物等的批判,更难免批判的偏颇,但正如殷叙彝所说:“这部书是以介绍为主,大部分文章的深度不够,观点也相当片面,但史料是实在的,加上发刊词和目录部分,不失为很实用的参考书。”

第四,开创了以史料内容介绍文章为主,附录期刊发刊词、宣言和目录等原始资料的史料书新体例,体积小、容量大,对期刊的全貌和发展变化一目了然,又便于检索,既是史料书,又是工具书。

我在写作期刊介绍文章的过程中学到不少东西,也从编辑《李大钊选集》随意修改作者原文中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期间,提出“真实性是党史资料的灵魂”,坚决反对随意删改文献资料;提倡把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结合起来;坚持以史料为依据,客观叙述历史;创新体裁体例,尽量满足读者需要;放弃从政机会,全力从事党史资料收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工作;致力于史料学研究,写成《中共党史资料学概论(提纲)》。所有这些,都与我在中央编译局研究室工作期间的学术养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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