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第21军来龙去脉


酒井直次,陆大32期,41年晋升15师团中将师团长
  1942年5月15日,浙赣会战期间,酒井率部进攻浙江兰溪,意图摧毁在衢州美军空军基地,5月28日,酒井部中伏,踩上 国军21军146师所步地雷群,死伤甚众.酒井下令扫雷,日工兵在遭到惨重伤亡后,向酒井报告地雷已被全部清除。怕死的酒井并不放心,他下令:工兵小队在前边开道,尖兵分队跟进,最后才是是师团本部。这还不算,他还命令,日军军官簇拥在他周围,象群星拱月一样,您说保命拉了整支队伍给他做肉垫子,这酒井中将“求生欲望”不可谓不强啊。

  结果,上午10点多,日军通过兰溪路口的时候,前面工兵小队和尖兵小队全安安全全的过了,酒井以为没事,也大摇大摆地放马前行,还没踏上两步,只听“轰”的一下..........酒井连人带马血肉横飞.
 为什么偏偏酒井那么倒霉,别人都绕过去了,他就踩上了呢?事后对埋雷的国军老兵采访才知道,原来那枚地雷引信或是埋的地方很有问题,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引爆,一般的人踩上去根本达不到它的"要求".因此,前面一大堆人不是没踩到,而是不够分量.但酒井先生是骑马的,,,

第二十一军
1925年2月7日,段祺瑞令改川边道为西康特别行政区域,以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该省区军队1926年6月刘湘等派代表到长沙会晤唐生智,要求归附北伐军。7月22日北京政府任命刘湘为参谋总长,刘湘未就。12月17日,刘湘就任国名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该军由四川军务督办所属部队改编而成,所部共8个师:

第一师师长唐式遵

第二师师长李雅材

第三师师长王陵基

第四师师长王瓒绪

第五师师长向成杰

第六师师长潘文华

第七师师长蓝文彬

第八师师长朱宗悫。

1927年2月17日刘湘被南昌特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6日被武汉中央政治会议指定为四川政务委员会委员。4月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通电反共,随即与赖心辉、刘文辉合力围攻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军。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武汉中政会通过免刘湘、赖心辉职,2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5月10日武汉政府免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职,蒋介石则任命他为第五路总指挥。6月1日刘湘就蒋中正所委之第五路军总指挥,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向武汉进攻,被唐生智等击退,刘湘军唐式遵师趁杨森出兵湖北进驻夔、万,潘文华师、张邦本部进驻江北。7月6日刘湘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9月17日再次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11月刘湘将部队缩编为七师(师下直辖三个团)又一混成旅及若干特科部队,

第二十一军所部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第二师师长许绍宗、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第四师师长罗纬、第五师师长王瓒绪、第六师师长潘文华、第七师师长蓝文彬、第一混成旅旅长杨国祯、炮工兵司令张邦本。

其中原川军第二师旅长李宗昉、团长孙为武因不满刘湘缩编部队所部,出永川投靠李家钰。

12月17日,第二十八军第十二师长罗泽洲联合江津合江之第二十二军赖心辉等进攻重庆,第二十一军刘湘败之于江北。

12月20日,国民政府重行编定各路军总指挥名称,第六路总指挥为刘湘,18日就职,指挥第二十、二十一两军,刘湘长期占领四川繁荣富庶之区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


1928年8月,刘湘为分化反对自己的保定系.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讨好蒋介石,取消第六路军总指挥的名义,并将原有部队7个师、1个旅、2个司令缩编为3个师。

委唐式遵为第一师师长,蓝文彬为副师长;

王缵绪为第二师师长,潘文华为副师长;

刘湘(兼)第三师师长,王陵基为副师长。

不久,刘又将第三师师长职让与王陵基担任.

年底,杨森。罗泽洲、李家钰等在下川东发动倒刘之战,在混战中,刘湘击溃了罗泽洲并占领了杨森的下川东防地.此役刘湘大获全胜,得下川东二十余县,收编杨森军三万余众,将范绍增师正式划入二十一军建制

29年3月23日蒋介石电四川刘湘进军湖北,26日蒋桂战争爆发,29日刘湘通电讨伐桂系,派唐式遵师进向宜昌,讨伐武汉的桂军。4月18日杨森等同盟军又对刘湘、刘文辉开战,刘湘再次击败杨森。4月26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5月19日,刘湘、刘文辉与同盟军李家钰等战事又起,6月8日刘湘击败同盟军李家钰等。10月10日宋哲元领西北军反蒋,29日刘湘电南京,表示服从中央,响应讨逆,谓“当激励官兵,奋志驰驱,仰副肃清叛逆之意”。12月24日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等再度进攻刘湘,被刘湘击败。

1930年.郭汝栋第二十军出川。该军又收编郭部留在四川的陈兰亭、廖泽2个师。

1931年初,刘湘支援杨森、罗泽洲进占广安、渠县。继而又在3月指挥所部3个师进占合川,驱走邓锡侯部陈书农师,陈退走依附刘文辉。从此,二刘防区壤地相接,形成对峙。

1931年上半年,刘湘以道士刘从云(人称“刘神仙”)的模范队九个营为基干,组建了模范师,还致力发展海军、空军,时人谓刘湘拥有陆、海、空、神四大兵种。

刘湘为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善后督办.至1932年上半年.刘湘的防区近30个县市,并占有鄂西防地,辖有兵力6个师、川东边防3路司令和机枪、工兵、空、海军司令等;

第—师师长唐式遵,

第二师师长王缵绪,

第三师师长王陵基.

第四师师长范绍增,

教导师师长潘文华,

模范师师长刘湘兼任(实际由顾问刘从云负责,称为“总理”);

川东边防第一路司令陈兰亭.

第二路司令穆瀛洲,

第三路司令魏楷;

机枪司令刘炳勋,

工兵司令蓝田玉,

空军兼海军司令蒋逵(蒋未到,由季宗孟代理).

从1932年8月至1933年底,刘湘、刘文辉经过数次大战,刘湘因联合邓、田获胜,实力大增.其所部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收编刘文辉部降兵,军队扩大10余万人,地盘除川北以外,另扩大了川东、川南、川西地区80余县、刘湘于1933年10月就任蒋介石委任的四川“剿匪”总司令职,指挥川军向川陕红军进攻。

刘湘第二十一军原辖9个师,5个独立旅.4路边防司令,3路警卫司令,2路警备司令,1城防警备司令,1独立支队. 刘湘系统的刘存厚之第二十三军辖1个师,罗泽洲新编第二十三师均并入刘湘第二十一军。因部队较多,分别编为第二十一、第二十三、第四十四军,归刘湘统辖.


1935年,刘湘成了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主席,唐式遵也水涨船高成了21军军长

10月3日国民政府任命唐式遵为军长,范绍增为副军长,刘熙鉴为参谋长,

第一四五师由川军第二十一军(唐式遵)第一师改编而成,师长饶国华,副师长刘光瑜,驻邛崃。

第一旅旅长彭焕章,副旅长高鹏,驻邛崃;

第一团团长彭斋如,驻双流;

第二团团长叶青林,驻新都(该旅已编入保安队)。

第二旅旅长佟毅,驻邛崃;

第三团团长戴传薪,驻邛崃平落镇;

第四团团长刘儒斋,驻邛崃高埸。

第三旅旅长周绍轩,驻新津;

第五团团长刘克用,驻新津邓公埸车站;

第六团团长徐再明,驻新津太平埸。

第一四六师由川军第二十一军(唐式遵)第四师改编而成,师长范绍增,副师长罗君彤,驻新都。

第一旅旅长刘兆藜,驻广汉;

第一团团长黄伯光,驻广汉;

第二团团长林绍成,驻广汉白衣巷。

第二旅旅长傅楠,驻什邡;

第三团团长潘寅久,驻什邡;

第四团团长凌辣街,驻彭县。

第三旅旅长孟浩然,驻新都;

第五团团长黄行伦,驻新都芭芭桥;

第六团团长徐待,驻新都唐家寺。

第一六二师由四川暂编第二师改编而成,师长彭诚孚,副师长李御,驻成都。

第一旅旅长严啸虎,副旅长赵辅,驻成都;

第一团团长王世贤,驻成都;

第二团团长余辛武,驻成都(驻新东门至北门之猛进湾一带);

第二旅旅长周成虎,副旅长廖奇蔚;

第三团团长彭城,驻璧山;

第四团团长张玉璞,驻璧山。

1937年,抗战爆发,刘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任副总司令兼二十一军军长。率部于太湖南岸抗击日军第18师团和伪满靖安军,关键时刻他的亲信团长刘儒斋竟然不听指挥,擅自撤退,致使广德失守,饶国华师长向他控诉刘儒斋的行为,他反而让饶国华带一个营的兵力去反攻,结果饶国华身陷重围,被逼自杀。刘儒斋反而晋升旅长。他为了卸去责任,又诬陷知道实情的潘文华作战不力,蒋介石正想分化刘湘的势力,闻讯大喜,立即撤去死保刘湘的潘文华的职务,由他升为23集团军司令。当时在武汉病床上的刘湘从报纸上得知唐式遵升任司令的消息,惊讶的对参谋傅常说:“子晋与我安危与共20余年,情同手足,何事不可明言,要当司令何必用这种做法。”

不久唐式遵到汉口探望刘湘病情,被人传为逼宫要印,引起了甫系将领的普遍敌视。1938年,刘湘病逝。蒋介石趁机撤去第七战区,并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张群为省主席,但引起了川军各将领的普遍反对,王陵基公开咆哮道:“张群敢来上任,我就用机枪大炮来欢迎他。”蒋投鼠忌器,不敢在后方用兵,但撤销张群的任命则政府颜面何存。授意升任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和继承了刘湘的一切政治、军事资产,成为甫系的第二代领袖的潘文华通电各方,表示遵守刘湘遗训,抗战到底······意图对川局施加影响。唐式遵尊令发出通电,但不仅未得到响应,反而落得个忘恩负义,吃里扒外的小人称号。


1937年第二十一军军长由唐式遵副总司令兼任,原辖第一四五、第一四六、第一六二师。该军出川时第一六二师留驻成都。

10月至前线,即隶属第十九集团军参加淞沪会战。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1937年11月30日在广德守城战中殉国,1938年5月佟毅接任师长;第一四六师,师长原为刘兆藜,1938年周绍轩接刘任师长职。



1939年2月由原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军2个军合并而成.辖第一四六、第一四七、第一四五师共3个师.

军长由唐式遵副总司令兼任.

1939年2月唐式遵升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陈万仞接唐任军长.

就以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为例,1938年5月以后,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在担负固守长江南岸,掩护炮兵腰击敌舰、布放漂雷、阻断日军长江航运,策应保卫大武汉作战的艰巨任务中,取得了很大战绩,沉重地打击了日军……

参战老战士岳星明回忆:“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8月到1941年底,川军击沉和击伤敌各类船舰约2000余艘。敌人心惊胆战,一方面派出大批部队进行扫荡,一方面被迫靠长江北岸夜间航行……”

攻克“马当要塞”更是抗战史册上一项光辉战绩。1940年10月11日,时任二十一军军长的陈万仞部奇袭马当要塞,不但攻占了马当最高峰,日军矶田守备队一部被歼殆尽,川军还焚烧了日军的弹药库汽油库各一所,缴获粮仓一所,战马50匹,其他战利品无数。12日攻占马当要塞后,又以塞内的日军大炮向长江中停泊和往来的日本船舰开炮,击沉击伤多艘,完成了腰击日舰,控制长江的任务,阻断敌人长江航运数天之久。而且,从攻占马当最高峰到炮兵开始射击,攻击部队未伤一人,被认为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受到各方称赞……

陈万仞二十一军的功勋,并不只见于历史资料。四川著名抗战文物收藏家樊建川收藏到一只孤品瓷杯,上面画有“钟馗打鬼图”,只不过此鬼为日本鬼子。瓷杯上的诗句是:“紫面蓝袍鬓插花,驱邪降福仰卿家,而今到处妖魔厉,切莫宽容放纵他!”署名万仞。

万仞即二十一军军长陈万仞,瓷杯为景德镇名匠王大凡制。当年制作的这种瓷杯流行于世,无疑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川军的抗战勋劳!
陈万仞部驻防繁昌时,也因为待老百姓“如弟兄,买东西给价,分文不少,借东西原璧归还,说话平和,老百姓知道川军可亲,便纷纷为川军服务”。 川军的吃饭、烤火、住房子、向导、抬伤兵,全由老百姓自动供应……妇女也不怕兵了,为川军缝补衣服,洗涤一切……

一个渔民因接应梅梗江岸布雷被困的川军,该部旅长要奖赏他十元钱表示感谢时,渔民说:“谁要你的钱!你们川军几千里外来到皖南,为了打鬼子成千上万的官兵都牺牲了……你们用鲜血保卫我们,这种小事情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不是为了钱来的。”

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
第23集团军 总司令刘湘,副总司令唐式遵
第24军团 军团长唐式遵(刘湘集团)
21军 军长唐式遵,副军长范绍增(刘湘集团) 参加战役:南京保卫战
145师 师长饶国华(广德作战失利,自杀),

佟毅(继任,原四三三旅少将旅长 佟毅,满族,后任50军代理军长,23集团军副总司令)
146师 师长范绍增, 刘兆黎(继任)
162师 师长彭诚孚
独14旅 旅长熊玉璋

1938年10月到1939年7月
第23集团军 总司令刘湘,唐式遵(继任)
第24军团 军团长唐式遵
21军 军长唐式遵,副军长范绍增(刘湘集团) 参加战役:武汉会战
145师 师长佟毅
146师 师长刘兆黎, 周绍轩(继任)

1939年7月到1940年7月

第23集团军 总司令唐式遵,副总司令郭勋祺
21军 军长唐式遵,陈万仞(继任),副军长刘熙鉴(刘湘集团) 参加战役:39冬季攻势
146师 师长周绍轩
147师 师长章安平
148师 师长潘佐

1940年7月到1941年5月
第23集团军 总司令唐式遵,副总司令郭勋祺,刘雨卿(继任)
21军 军长陈万仞,副军长刘熙鉴,周绍轩(继任) (刘湘集团)
146师 师长周绍轩,石照益(继任)
147师 师长章安平
148师 师长潘佐


1941年5月到1942年12月

第23集团军 总司令唐式遵,副总司令刘雨卿
21军 军长陈万仞,副军长周绍轩(刘湘集团) 参加战役:第二次长沙会战
146师 师长石照益
147师 师长章安平,徐元勋(继任)
148师 师长潘佐

1943年12月到1944年10月

第23集团军 总司令唐式遵,副总司令陶广,陈万仞,佟毅
21军 军长刘雨卿,副军长周绍轩,岳星明(刘湘集团)
145师 师长孟浩然
146师 师长石照益,戴传薪(继任)
147师 师长徐元勋,傅秉勋(继任)
1944年10月到1945年7月
第23集团军 总司令唐式遵,副总司令陶广,陈万仞,佟毅
21军 军长刘雨卿,副军长周绍轩,岳星明,孟浩然(刘湘集团)
145师 师长孟浩然,凌谏衔(继任)
146师 师长戴传薪
147师 师长傅秉勋

1945年7月后
第23集团军 总司令唐式遵,副总司令陶广,陈万仞,佟毅
21军 军长刘雨卿,副军长周绍轩,岳星明,孟浩然(刘湘集团)
145师 师长凌谏衔
146师 师长戴传薪
147师 师长傅秉勋


1942年1月陈万仞升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接陈万仞军长职.

该军曾参加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和浙赣会战.

第一四六师.师长周绍轩.1940年6月石照益接任师长.1943年1月戴传薪接石任师长.

第一四五师,师长佟毅.1939年12月孟浩然接佟任师长,1944年7月岳星明任师长,8月凌谏衔任师长.

第一四七师,师长章安平,1941年10月徐元勋接章任师长,1944年8月傅秉勋任师长.

整编第二十一师,1946年5月由第二十一军整编而成,原军长刘雨卿改任师长。1947年3月该师奉调去台湾镇压“二二八起义”,同时恢复第二十一军番号;第二十一军军长刘雨卿。事件平息后,该师又奉命返回。该师辖:

整编第一四五旅,旅长凌谏衔;

整编第一四六旅,旅长戴传薪。后由岳星明任旅长。

1948年4月王克俊接任军长。

辖第一四五师,师长凌谏衔,1948年7月李志熙接任师长。

第一四六师,师长岳星明,1948年6月李前荣接任师长;

第二三O师、师长骆周能,后邓朝彦任师长。

1949年5月在上海大部被歼,残部编入第七十五军,为第102师(原第45军),其他入川,在四川重建。

1949年10月1日以由华东撤退到四川的原第二十一军残部为基干重新编成,仍以王克俊为军长,辖第一四五,第一四六师。

11月5日又将第二三五师拔属该军,12月该军在 四川大邑起义。

历任军长:刘湘、唐式遵、陈万仞、刘雨卿、王克俊

刘湘(1888——1938)中华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又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汉族,四川成都大邑县人,一级陆军上将。他是四川近代一世枭雄,在战事中勇猛,外号“巴壁虎”,又名“刘莽子”,1925年起盘踞四川,手握军政大权,与蒋介石虚与委蛇,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在担任四川省主席期间对四川的交通、工业、文化、教育比较重视,创建重庆大学并任校长。卢沟桥事变后,刘湘率军出川抗战,1938年因痼疾复发在汉口去世,逝前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唐式遵(1883-1950),字子晋,民国二级陆军上将。和潘文华一起并称刘湘最亲信的将领,但因缺乏军人阳刚气质,人送外号唐二瘟。抗战时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长期镇守皖南。抗战结束后解除兵权,1950年四川大部解放后,他经过活动成为最后一任四川省主席,在率一支小部队经过越西山区时被彝族武装乱枪打死。唐式遵遂偕羊仁安、罗子舟等西康袍哥会首领率少数官兵带机枪两挺、步手枪400支,于3月25日晨离开西昌,谋划经越西县偷渡大渡河赴川南活动。旋行至小山地区,便为当地彝族奴隶主武装将之包围,双方激战,唐被击毙(一说是在仓皇逃窜时掉到河里淹死)。自其上任所谓的主席,未及一月。为内战中被击毙的国民党军军阶最高者,为陆军上将。

陈万仞:生于1888年,字鸣谦,四川仁寿县人,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之后曾在日本考察军事,并在日加入同盟会。陆大将甲2期,中训团将官班.后在川军任职,深得刘湘赏识,抗战初期任第一四八师长出川抗战,因战功显著,升任第二十一军军长,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参加了南京、武汉保卫战,并在长江两岸建立根据地,拦击敌舰,漂放水雷,阻止日军利用长江进行后勤补充。《川军抗战亲历记》报道中写道:“第二十一军军长陈万仞将军,指挥江岸炮兵,击中日舰伤沉五百余艘,使日军不能充分利用江面交通。”其间还写有陈将军一段精彩的战术论点:“我们对敌人要像蚕子吃桑叶一样,一口一口地吃,积小胜为大胜。即是我们以很小的代价,换得敌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损失,才是真正的胜利。我们击沉击伤敌舰就是这样。因为一颗炮弹,一只水雷,只花了几十元、几百元的代价,就炸沉了敌人价值几十万、几百万的兵舰,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1949年与王缵绪一同起义。解放以后任川西人民代表,成都政协委员,1961年善终。 陈万仞( 1885-1962 )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四川仁寿人。四川武备学堂毕业。 1905 年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新军任职。 1911 年后,历任川军团长、旅长、师长等。抗战时期,历任第二十三军第一四八师师长、第二十三军副军长及军长、第二十一军军长、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等;抗战胜利后,弃军从商。 1949 年回成都闲居。后受命出任国民党西南第二路游击副司令。 12 28 ,通电起义,脱离国民党。新中国时期,曾任成都市政协委员。 1962 年,在成都病逝。

刘雨卿(1892-1970),字献廷。四川三台人。汉族,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三期,陆军中将,集团军副总司令。1892年3月6日生于三台县南乡。1909年考入潼川复式蚕桑学校。1912年在成都考入第四镇弁目养成营工兵队。毕业后在川军中任职,历任排、连、营、团长。参加过护国、护法、靖国、靖川战役。1927年任第二十一军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年任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副师长兼四川涪陵市市长。1930年冬率部去湖北“围剿”红军,后任第四十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六师副师长。不久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学习。此后,该部从川军演变为中央军。1936年2月1日任少将,10月14日任第二十六师师长,1937年9月29日任中将。抗日战争开始后,率部参加了凇沪抗战,与敌血战七天七夜,毙伤日寇近4000人。1939年5月14日因战功升任第二十九军军长。1940年5月8日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一军军长。12月17日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任左翼军指挥官,参加进攻新四军。1942年1月24日再任第二十一军军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整编第二十一师师长。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后,率部驻防台湾。该部积极镇压二二八起义的台独分子,给台湾人很坏印象,后被迫调到大陆参加内战,被解放军击败,刘雨卿辞职,由王克俊接任军长。二十一军在上海战役失利后转进舟山,部队被编散,军长王克俊找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阎锡山要番号,阎锡山被他纠缠不过,只好重新给他一个番号,王克俊在四川重组21军,但不久就在四川大邑率新组建的21军起义,至此郭汝栋、刘雨卿手创的川军43军系统(后演变为21军)告终。1948年刘雨卿任重庆警备司令、第十六绥靖区副司令长官。1949年11月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2月去台湾。后以“国防部”中将参议退役,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1969年12月递补为“国民大会”代表。1970年12月8日病逝于台北。遗著有《耻庐杂记》一册。

刘雨卿是由上士文书累升至师长,工作一丝不苟,但平时办事过于拘谨不敢大刀阔斧,因此,被称之为“刘确实”。在1937年10月的淞沪会战打响后,其上司同僚及部下这才对他刮目相看。当时,敌强我弱,日军不但拥有新式枪炮,而且还有坦克、飞机配合作战;26师每连只有机枪三挺,步枪则多属“汉阳造”,但官兵多数精于武术格斗。他沉着指挥部下,巧用地形地物躲避日军炮击和飞机轰炸扫射,组织突击队以集束手榴弹阻止日军坦克的疯狂冲锋,并充分发挥我军优势,以大刀与敌近战肉搏。在10月17日至24日的七天七夜里,日军几乎每天都要向我军阵地发动四至六次猛烈攻击和冲锋,阵地虽多次易手,但最终仍为26师牢牢掌握。此战敌我伤亡均十分巨大。26师4个团,仅2名团长生还,此外,还有12名营长和300余名连排长阵亡。至10月下旬移交防务时,26师仅存官兵600余人。而日军则有大队长和联队长以下官兵约4000人在26师阵地前毙命或受伤。经此一战,二十六师打出了川军的威风,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尊严,是淞沪会战中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

1939年4月,刘雨卿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奉命反攻南昌。经过周密部署,21军、29军分别从南昌西南、西北日军据点结合部,向敌纵深穿插推进,二十六师在刘雨卿将军率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鼓作气直捣莲塘日军机场,毙敌数千名,焚毁日机3架,其下第155团于5日9时突进至火车站。南昌守敌大为震惊,急忙将眷属及后勤物资向九江转移。然而,就在攻城计划即将展开之际,形势却发生了逆转。原来,阻击援敌的29军79师师长段朗如贪生怕死,未能按时推进至指定阵地作战,致29军军长陈安宝将军及所率将士被日重兵包围。刘雨卿闻讯,置自身安危于度外,亲率21军精锐之师26师前往营救。当26师赶到时,陈将军已在日军重炮轰击中壮烈捐躯。刘雨卿只好强忍悲痛指挥26师后撤,行未及远,即与日军遭遇,为流弹击中大腿,血流如注。参谋长蔡雨时急为刘雨卿包扎,并指挥26师官兵突围,大呼:“为报司令知遇之恩,我26师官兵拼死也要将司令护送至安全地带!”26师是刘雨卿以其大部心血培植起来的嫡系主力,旅、团、营、连长多系其老部下,感情殊深。因此,蔡雨时话音未了,将士们已前仆后继,呐喊向前,奋勇进击,很快从日军阵地上撕开一道血路,与前来接应的76旅会合,化险为夷。三天后,陈将军遗体被运回23集团军司令部。1940年10月,陈将军被国民党“国防部”追封为陆军上将,并为其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刘雨卿等有功将官均受到嘉奖,段朗如则被押解至重庆军法处处决


王克俊(1902-1975) 四川广安岳池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六期,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中将军长。王克俊是少数几位在第三战区能打满全场的将军之一。从1937年的淞沪会战开始,到1944年的衢州战役结束,王克俊都参加了。他凭借着自己的战功,逐渐升至第26师师长、第49军副军长。

王克俊是典型的行伍出身,并在四川军阀历次混战中,选择跟了杨森。后来他的直属上级郭汝栋和杨森分了家,王克俊也就跟着郭汝栋投入了中央军的怀抱。王克俊所在的26师虽然仍以川人为主,但接受的却是中央的补给。于是在历次作战中都十分卖力,这“断奶”的滋味可不好受啊。或许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王克俊打仗格外的拼命。

王克俊是少数几位在第三战区能打满全场的将军之一。从1937年的淞沪会战开始,到1944年的衢州战役结束,王克俊都参加了。他凭借着自己的战功,逐渐升至第26师师长、第49军副军长。在上高会战中,王克俊奉命指挥76团在赣江阻击日军渡江部队。当时的战斗十分激烈,团长和副团长先后负伤退出战斗,作为更高一级的师步兵指挥官,王克俊拔出了手枪也赶上了一线阵地督战,终于在激战一下午后,将日军击退。战后,部队中的官兵编了一句顺口溜,那就是“撼日军易,撼杰夫难”。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借此也可看出王克俊在26师中地位,以及官兵对他的景仰。

抗战胜利后,出身杂牌的王克俊被编了余。不过在哭陵事件的连带影响下,王克俊被国防部派到沈阳警备司令部当了副司令。不久,远在台湾驻防的整编第21师奉命开回江苏与解放军作战。出人意料的是,已经享受到美械待遇的整21师在和解放军交手时,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被打败也就算了,可气人的是损失的官兵有一大半都是被俘虏的。明眼人都清楚,这明显就是在受到厌战气氛的影响下,大部分官兵所做出的明智之举。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一接触就投降。在这种情况下,整21师师长刘雨卿,也就是王克俊当年在26师服务时的老师长,也辞职了。好么,连部队一号首脑也不想打了,这仗不败才怪。

刘雨卿辞职前,想到了正在东北“欣赏雪景”的老部下王克俊。这王克俊人老实、而且很会打仗,把部队交给他来整顿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在刘雨卿的保荐下,王克俊成了整21师的继任师长,同时也是最后一任。刘雨卿不会想到,在经历过退役风波以及东北冷板凳之后的王克俊早就没了当年的战意。现在的王克俊只想安安稳稳的领着薪水,养家糊口,仅此而已。

面对老长官刘雨卿的再三邀请,王克俊最终还是接下了部队的指挥权。好在王克俊是一个办事认真负责的人。在他的努力下,已经恢复军级番号的21军逐渐恢复了元气。于是这支被国防部认为已经可以承担作战任务的部队,被布置在申港,承担起重要的江防任务来了。为了拉拢王克俊卖命,国防部还给21军增编了一个230师,并且抽调大量黄埔干部来充实230师。于是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现象。

这个现象弄的21军的上级指挥单位也是十分迷糊。从情况判断,21军主力已经朝着上海方向溃败了,但是在21军的阵地上却仍有激烈的枪炮声。原来,“久经阵战”的145师和146师发挥出了以往的正常水平——一触即溃,而那个新成立的230师反到是坚守阵地在和解放军死磕。这都什么和什么啊……

在王克俊的努力争取下,21军残部终于得到了一艘货轮,作为该部撤往舟山的保障。临走的王克俊还不望给国防部摆了一刀,他把230师残部留在上海市区,自己带着主力,也就是145师和146师所剩下的3000多人,转进到舟山了。事情的发展如王克俊想的一样,230师残部在副师长许照的指挥下,是整个上海守军中坚持到最后的部队。虽然结果是许照带着部队投诚了,但对于王克俊来说,他已经可以向国防部交代了。

不过王克俊也有失策的时候,因为这支他竭力想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抵达台湾后不久,竟然得到了裁编的命令。兵可以不要,但番号一定要保留下来,不然就对不起老长官刘雨卿了。王克俊立即动身前往广州,他要亲自找国防部长阎锡山争取。此时的阎锡山才刚当上国防部长没多久,他在公式化的听完王克俊的汇报后,就开口拒绝了王克俊的要求。王克俊也没再说什么,他随即起身立正,在行完注目礼后离开了办公室。

阎锡山并不知道太太平平离开办公室的王克俊已经准备和他阎部长打持久战了。于是从第二起,国防部的办公楼外会出现这样一个有趣的景象。那就是但凡阎锡山一下轿车,就会看见一位佩带少将肩章的将军向他立正敬礼,并说“阎部长早”,当阎锡山下班准备上轿车时,这位将军又会过来立正敬礼,并说“阎部长走好”。一句话不多,一句话不少。咋一看,还以为这位将军是阎老西的高级副官呢。阎锡山起初并没有把王克俊的这个奇怪行为放在心里,可这位王将军的行为始终坚持如初,竟然硬是持续了三个月。

阎老西要精神崩溃了,他已经有很多烦人的事要处理了,却还得天天面对这样一个“苦瓜脸”。期间他要卫兵把王克俊赶走,但负责国防部警卫工作的负责人却说,王克俊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他们不能把王赶走(估计这位负责人也是被王克具买通了)。阎锡山也曾找王克俊解释自己的难处,这时候王克俊就会像机器人一样的回复说,我能理解部长的苦衷。但第二天照样干起了“老本行”——向阎部长敬礼问安。阎锡山终于支持不住了,他只得以李宗仁政府的名义,同意保留21军番号,但是人枪没有,得王克俊自己去解决。

对于王克俊来说,有番号就行了,反正政府是承认他的军长地位了,他的21军也合法化了。于是他终于兴高采烈的前往四川重募部队去了。王克俊是走了,但阎老西并没有闲下来,因为在王克俊离开后不久,更为壮观的“高级副官”队伍,开始出现在老西的面前了……佛祖啊,救救我吧。估计这时候的阎锡山一定后悔他会选择离开了太原。于是,在自己的争取下,“行政院警卫师”成立了。他终于可以借自己是行政院长的身份,从警卫师里抽调部队来把这些“高级副官”赶走了。

有人或许会问,这是不是笔者编出来的故事啊?其实不然,笔者在五年前幸运的采访到一位老兵,这个故事就是这位老兵告诉我的,而这位老兵便当年追随王克俊左右的护兵之一。不管故事真假与否,笔者在这里权且记之,这也是对王克俊能维持21军番号的一个解释。

有了番号的王克俊终于在四川綦江将部队成立起来了。遗憾的是,历史这个舞台没有给他再表演的机会,在四川国军不是起义就是覆灭的影响下,和解放军没什么深仇大恨的王克俊在象征性的抵抗了一阵后,就带着部队在大邑宣布起义了。对他来说,他没有对不起刘雨卿,同时他也给自己的部下找到了生路,这就可以了。经过一年的学习,王克俊被分配到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并当选过全国政协委员。1975年6月,王克俊在成都病逝。

周绍轩(1888~1973)又名家书,别名天一.四川大竹人,原籍四川广安。1954年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1926年任第13师2旅旅长,1928年任川鄂边防军1旅旅长,1932年任第21军4师10旅旅长,1935年任第21军独立第14旅旅长,抗战爆发后出川抗战,1938年6月任第21军146师师长,1940年6月任第21军副军长兼金衢师管区司令,抗战胜利后退役,1948年在上海参加民革,从事策反工作,1949年7月被国民党逮捕,经哈儿师长范绍增帮助11月脱险。后任川东人民行署交通厅厅长,民革重庆市委常委,民革四川省委常委。

熊玉璋,资阳市乐至县孔雀乡孔雀铺村4组人。幼时家贫,值川军李家钰部在县募兵,于是从军,先是伙夫,后因作战勇敢,被川军军阀罗泽洲赏识,历任少校营长,中校团附,上校团长。27年8月任川军第11师21旅少将旅长,31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新编23师1旅少将旅长,35年10月任四川陆军暂编独立第6旅少将旅长,36年12月改任独立第14旅少将旅长,46年5月任陆军少将,49年12月在四川彭县通电参加起义。后任四川省政协委员,成都市文史研究馆馆员。67年4月在成都病逝。

刘兆黎(1893--1962),号雨亭,四川南充人,四川合川军官传习所毕业,陆军中将。1935年1月任四川南岸剿匪总部直辖第1师3旅旅长,参加围剿红军,1937年6月任第21军4师副师长。抗战爆发后任第21军146师师长,出川参加抗战,1938年3月任四川省宁、嘉、叙屯垦总司令部副总司令,6月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处长,1946年7月任中将,10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员,1949年12月初任川西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1949年12月22日在成都率部起义,后任重庆市北碚区政协委员

孟浩然(1897--1953)中将。名正光,字青云,四川 梁山
第三战区将校团,中训团将官班,长期在川军任职,1926年 任川军第13师1旅旅长,1928年6月任川鄂边防军4旅旅长,后任 国民革命军第21军4师12旅旅长,抗战爆发后任第21军145师436旅旅长,出川参加抗战,1939年11月任第50军145师师长,1942年参加浙赣会战,1944年6月任第21军副军长,抗战胜利后退役,1947年1月任中将,1948年任大竹、渠县、梁山、垫江、长寿清剿指挥部副指挥官,1949年11月任国防部挺进军副总指挥兼第3纵队司令,12月12日在四川渠县参加 起义

凌谏衔(1908—1958)四川永川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毕业。29年5月军校毕业后派任第21军(军长刘湘)第1师(唐式遵)师部上尉参谋。33年7月调升第21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第3旅(旅长郭勋祺)第7团(团长傅楠)第1营少校营长。35年2月调升模范师(兼师长刘湘)第3旅(旅长廖泽)第9团上校团长。10月调任第21军(军长唐式遵)第4师(师长范绍增)第11旅(旅长傅楠)第32团上校团长。36年12月26日叙任陆军步兵中校。37年6月第32团改称第146师(师长范绍增)第437旅(旅长傅楠)第4团,仍任上校团长。8月第146师缩编为两旅四团制,改任第146师(师长刘兆藜)第438旅(旅长梁泽民)第873团上校团长。40年3月第146师缩编为三团制,改任第146师(师长周绍轩)第436团上校团长。7月调升第144师(师长唐明昭)少将副师长。42年8月6日晋任陆军步兵上校。43年9月调升第147师(师辖三团)少将师长。44年8月调任第145师(师辖三团)少将师长。45年10月10日获颁忠勤勋章。46年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6月第145师整编为第145旅(旅辖两团),改任少将旅长。48年1月1日获颁四等云麾勋章。7月升任整编第21师(师长王克俊)少将副师长。9月19日整21师恢复第21军番号,改任少将副军长。同月22日晋任陆军少将。1949年8月调任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中将高级参谋。12月25日在四川郫县随部起义后入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3月转业后返乡定居。1958年4月在四川永川病逝。

李志熙(1902—?)四川三台人。黄埔军校第六期工兵科毕业,川军将领。

抗战期间曾任第21军146师参谋长,1948年7月任第21军145师师长,后任第21军26师师长,1949年12月21日在四川大邑投诚。

戴传薪(1912-?)l四川仁寿县人。 黄埔六期交通科毕业,和李仲辛同期同学。国民党陆军中将。生于1912年7月21日,1944年任21军147师少将师长,1945年6月28日晋升陆军少将,年仅33岁。1946年5月至1948年9月起任整编21师中将副师长。1949年和夫人儿子及弟弟一家人去台湾。后因不满蒋介石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同情吴国祯主席,而被迫出走巴西。1922年(民国14年)考入四川省立工专采矿冶金科,1926年(民国15年)秋毕业,前往北平求学,至重庆受人诬陷为二十一军人员被二十四军逮捕,经同乡斡旋始得获释,由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保送赴日投考陆军士官学校。1927年(民国16年)3月投考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因日语太差,先进入成城学校进修日语。1928年(民国17年)考取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榜列第二十六名,投考七百余人,录取九十五名。初分发名古屋野炮第三联队,接受入伍训练,因济南惨案发生,改调东京野炮第一联队继续受训六月始入校学习,于1930年10月毕业至重庆,由唐式遵引见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委任少校参谋参加该部年终校阅,随即晋升为中校训练员,派赴广原坝炮兵司令部担任教练官。1931年任军官教育团炮兵区队教官。1933年参加第一次安川战役,任二十一军第一师二旅四团一营少校营长。1934年(民国23年)夏,参加第二次安川战役,后参加六路围攻川陕红军,1935年(民国24年)冬调升二十一军第一师二旅第五团上校团长,参加土城战役堵截中央红军。1937年出川抗战,参加南京保卫战之外围战广泗战役,任二十一军一四五师四三三旅四团团长。1937年(民国36年)底,调升为一四五师四三三旅少将旅长,担任掩护南陵、繁昌及东流、至德之线江防游动炮兵作战,炮击敌运输舰艇,布放漂雷,阻敌西进,以策应武汉会战。1939年(民国28年)夏,任一四五师副师长,参加青贵战役战败免职,调任二十三集团军总部额外高参。1941年(民国30年)1月参与制造皖南事变,任左翼军参谋长、一四六师副师长,师长石照益因病请辞,乃代理师长职,参加浙赣会战。1945年,日寇投降后,改隶第三方面军汤恩伯指挥。一四六师驻防镇江,后调赴上海担任警备勤务,看管日俘日侨四万人,警备江湾、大场各机场、各军用仓库及各重要场所,军纪优良,备受嘉许。1947年(民国36年)台湾二二八事变暴发,调台勘乱,调任二十一军副军长,年底,部队调江苏如皋,调任陆军总部部附,1948年初受蒋介石召见,发表为东北战区督战副主任,后改任重庆第二训练处副处长,后为第八训练处,至达县组训川北地方武力。任唐式遵西南第二游击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四路司令。1950年11月被部属告密,其父及其兄被俘后遭镇压,不得已解散徒众,化装农人店员经友人协助潜于成都,1951年1月抵渝,买木船东下至沪;1951年5月离沪赴粤经深圳进入香港,1951年10月经戴高翔、刘雨卿担保入台,寄居族侄戴高翔家历时甚久。申请办理退伍,将逃难经历著成《西南红祸记》一册,被国防部列为劳军书刊。
中华
民国陆军第二十一军简史:

  该军从1926年11月27日由川军第二军易帜为 国民 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军,从此经历了军阀混战、围剿红军。

  1936年 抗战前夕,经过整编出川抗战,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经历了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浙赣会战等大小几百次 战役、战斗,抗战 时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 贡献

 其间也参与了皖南事变,对新四军进行了围攻。

  抗战胜利后收复镇江,继而接管 上海,成为上海卫戍部队,并负责警戒京沪铁路沿线。一部参与进攻苏中根据地,在李堡惨败,驻守南通、如皋一带。1947年台湾爆发2.28事变,奉命赴台,进行绥靖与清乡。1948年初陆续全部回到南通、如皋,在李堡再次遭到 解放军重创。1949年参加江防战役、上海战役,投诚起义过半。残余部分到台湾后,被陈诚留下部分士兵,其余返川重建。

  1949年12月21日在 四川大邑起义,结束了整整23年的征战历程。


   说明:文章为原文,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文中“我”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敌”指日本侵略军。 

 潜山位于淮南,即现今之旅游名胜 天柱山。淮南即淮河以南,长江以北,霍山山脉以东之地区,为古代兵家认为形势之地,非独为津浦南段侧翼之依托,而且为马当封锁线之卫星,在战略上实为我徐州与武汉外围轴心阵地之锁钥。敌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攻陷我首都南京后,即企图第一步打通津浦线,第二步进占武汉。然欲实现此种企图,必须解除津浦南段侧翼之威胁,与马当封锁线之外屏障,因以继续攻略我淮南。敌自陷我徐州、 合肥后,江北形势日非。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第二十七集团军在安庆附近积极整补,并担任为安庆间长江以北沿岸防务。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得知敌军以第六师团由芜湖渡江,分由淮南铁路和京合公路进犯合肥。同时,又据报,敌将以海军为主,陆军为从,溯江西上,企图冲破安庆、马当、彭泽、湖口等封锁线,直捣武汉。此时,集团军任长江北岸及巢湖南岸之作战任务。当敌第六师团于四月三十日攻陷巢县以后,其先头部队系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配合特种部队,沿淮南铁路及巢湖北岸,向合肥进犯。我军以合肥为战略要点,敌若攻战合肥,则北可以威胁淮北友军之侧翼,南可以协同海军夹攻安庆。

本集团军为协力二十六集团军确保合肥计,以二十军一三四师杨汉忠师长指挥四0二旅杨干才、三九九旅蔡慎猷两部,由安庆集贤关附近进攻巢县,断攻后路;以二十军夏副军长炯指挥皖保安司令漆道澄及江防司令蒋炎两部,袭击含山;第二十三集团军奉命于五月十七日抽派两师北渡,受杨总司令指挥,当以担任贵池、东流防务之一四六师(缺一团)及一四五师,全部于十九日开始渡江,向汤家沟集中。惟各部渡江后,杨总司令为适应目前情况,遂将北渡各部分割使用,守备长江北岸;以第一三三师杨师长汉域指挥该师三九七旅周翰熙及一三四师之四00旅刘席涵两部,为集团军战略预备队。各部于五月六日开始行动,至五月十日,我夏副军长炯所部一度袭占含山城。五月十三日,我杨师长汉忠部攻占巢县城已确实截断西犯合肥敌军之后方联络,方期会合友军,压迫该敌于合肥以东之柘皋附近地区而歼灭之,不意另一部敌军贯通定远,五月十四日,友军即以合肥失守闻矣。

 一四五师四三三旅于渡江后,即担任汤家沟以南江防守备任务,敌曾数度登陆,均未得逞。一四五师四三五旅于五月三十一日,奉命由舒城推进至桃溪镇,赶筑工事,拒止由合肥南下之敌。一四六师四三八旅于渡江后,即戍守怀宁,继以无为方面情况紧急,即奉命向该方面增援,与敌于无为东北地区之三义河、运漕镇一带血战数次,敌我伤亡均重。
  敌攻占合肥后,遂以主力渡巢湖,由巢湖东岸登陆,包围巢县我二十军之侧背,我军遂转移运漕西岸布防。五月二十三日,敌大野联队由运漕东岸之三汊河、运漕、淋头、一带,分三路向运漕西岸我军无为查队及一四六师四三八旅、一三四师阵地进攻,战至六月五日,卒将顽敌击溃,先后毙敌千余,我军亦伤亡营长以下八百余人。六月六日,敌第六师团由合肥南下,企图协同长江敌海军第三舰队及佐藤水兵团,配属飞机数十架,会攻安庆。此时,我二十一军一四五师四三五旅已到桃溪,在花子岗、董家岗之线与敌先头部队开始接触,我一四六师四三八旅由无为向庐江,第二十军主力亦经庐江向大关转用。至六月八日,桃溪阵地被敌突破,一四五师四三五旅转移至舒城附近之七里河,继续抵抗。十日,敌以主力由上七里河迂回包围我一四五师四三五旅之左侧翼。该旅因鉴于态势之不利,遂转移大关之线,与二十军主力利用地形狙击敌人。是时,芜湖猬集敌舰四十余艘,汽艇一百余只,商轮二十余只,满载敌兵。而连日,我汤家沟、三官殿、荻港、姚家沟、铜陵、贵池一带江面,亦时有敌舰扰袭,集团军即缩短防线,完成如次之态势:一三四师四00旅位置安庆西北集贤关;一四六师四三六旅在安庆、棕阳之线任沿江守备;一四五师(欠四三五旅)在棕阳、石矶头、老洲头之线任沿江守备;江防司令所部在姚家沟、庐江之线;新四军高敬亭支队在魏家坝、盛家桥、白石山之线;一四五师四三五旅在东汤池、界牌石之线;一三三师在界牌石、朱葛岭之线;一三四师(欠四00旅)在鹿起山、大王庙、中梅河之线;一四六师(缺四三六旅)由庐江向大关转进;总司令部位置安庆。十一日,敌陆军由舒城分两路南犯,以主力沿公路攻击大关,以有力之一部攻击中梅河,与我军东汤池、界牌石、下横山、木鱼山、朱葛岭、鹿起山、大王庙、中梅河之线反复争夺。敌炮十余门,敌机九架,亦集中轰炸我大关、小关,我二十军与一四五师一部奋勇迎击,数度冲杀,激战至六月十二日晚,我阵地全毁,右翼东汤池方面被突破,官兵伤亡惨重,二十军遂向源潭铺,一四五师、一四五师各一部即向潜山附近转进,继续抵抗。时敌波田旅团及溯江陆战队藉飞机数十架之掩护,突由贵池溯江上驶至安庆附近,一面以舰炮轰击安庆城,一面以陆军波田旅团在安庆附近之新河口登陆,经牛公坝飞机场直侵入安庆之东北门,我江防城防部队经激战后,阵地大部被毁,死伤亦大。十二日晚,安庆城迄无外援,而我在大小关作战部队向安庆转用不及,城遂被陷,总部移龙珠山,督率我军在安庆城北十公里之集贤关一带山地,布置新阵地。计是役,我在大关、安庆一带南北两面受敌,但士气旺盛,安庆方面击沉敌舰十余只,毙敌约七百余人。
 六月十四日,敌连陷舒城、桐城,继续南下,在高河埠与攻陷安庆之敌会合,即分三股向潜山进犯:以主力沿公路攻击源潭铺,以有力之一部攻击余家井,截断源潭铺后方之公路,以一部经五横岭,直犯潜山。同时,在安庆上陆之敌波田旅团,又向上下石牌猛进,先后与我二十军及一四五师、一四六师在上下石牌、三桥头、五横岭、源潭铺之线激战。至十五日十七时,敌突破余家井阵地,包围我军之左侧翼,我军遂转进至潜山附近,继续抵抗。
  六月十六日,本集团军态势如次:总司令部地灵战斗指挥所在潜山城;一四五师(欠四三五旅),上下石牌;一四六师四三六旅八七二团,戴家墩、鸭子渡之线;一三四师四00旅,潜山城郊之线;一四六师(欠三四六旅),潜山北郊亘七里岗之线;一三三师,三祖寺、马口山、鸟石堰之线;一三四师(欠四00旅),由龙井关向岳西县根据地转进中;一四五师四三五旅,在潜山河西岸为第二线兵团;江防司令及高支队,均在姚家沟巢湖南岸地区。
 六月十六日,敌继续向我潜山城、七里岗、马口山之线猛攻,激战至十三时,敌突破我七里岗阵地后,猛攻三祖寺,我军浴血苦战,前仆后继,激战至六月十七日,敌势稍煞。六月十八日拂晓,敌军主力沿公路突渡潜山河,我潜山守城军乃转移望虎墩之线,持续抵抗。

 六月十九日,我军转进至小池驿、 王家牌楼、野人寨、晓天岭之一带山地,将南北向之战斗,正面机动转换为东西向,侧击沿公路进犯太湖之敌,敌因是知难不敢再进。是役,我又伤毙敌军三千余名,我军伤亡亦与敌相等。总计自四月下旬迄六月中旬,先与敌激战两个月,共伤毙敌军八千七百余人,我军亦共伤亡七千八百之谱。

 六月下旬,第二十七集团军奉命转进太湖,担任该地区之守备。一四五师四三三旅因六月十二日安广失守后,该旅与该师长联络顿失,不得已在汤家沟暗渡江南岸,归还第二十三集团军建制。一四六师四三八旅六月十九日始到达李渡店附近,收容整顿待命。奉命受佟师长指挥,由九江、南昌归还建制。七月上旬,第二十七集团军奉命开湘北,各军归还原有建制,遂率直属之第二十军曲黄梅、广济、武汉,向长沙、浏阳、醴陵转进,潜山战役至是遂告结束。

周维干的21军抗战经历

周维干(1998-1952),又名极甫。祖籍合川县,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曾读旧制中学,四川陆军讲武堂毕业。历任川军刘湘部连长、营长、团长、少将旅长、少将指挥官等职。
抗日战争1937~1940年时,任21军147师439旅旅长,在江西鄱阳、景德镇等地抗日,曾参加江西马当战役,击溃日军进犯。这次战役震动较大,当时曾印《马当烽火》一书宣传,激励将士抗日卫国。1940年退职,定居遂宁北门"维园"。此后,未担任公职。这期间,维干除日常社交外,多勤于研究书法、篆刻,他善长隶书、金石雕刻,好古典文学,爱集邮。粗通英文、法文。
遂宁县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其子周必传(党员)做工作,争取维干出面组织"遂宁县临时治安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后更名"遂宁县解放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后又任副主任委员。为维持当时社会治安,迎接遂宁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1950年1月5日,遂宁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维干曾任遂宁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0年12月,主要以历史问题被错判刑劳改,1952年病故于江油,终年54岁。1986年,遂宁市中区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简阳休整 出川抗日
1922年,四川陆军讲武堂招收了一名涪江下游合川籍学员,他叫周极甫,号名周维干。他在四川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分配在熊克武部当连长。以后又到21军一师三旅七团当营长。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四川,周维干奉命固守名山县城,妄图阻止红军,不料反被红军包围了半个月。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加之周维干援军到达,便放弃攻打名山县城而转移了前进路线。周维干升任团长。
抗日战争爆发,部队改编为四川暂编陆军独立第二旅,周维干作为团长奉命调简阳驻防,并且在资阳整训。1937年,整训后的周维干团从简阳出川抗日,不对装备简陋,武器差劣,官兵徒步赴渝,时令已到深秋,官兵们仍身穿单衣,脚穿草鞋,肩背竹夹,极为艰苦,但是官兵们杀敌心切,将困难置之脑后。冒严寒霜露,于11月初才乘坐轮船到达武汉。
北战南征 诱敌深入
这时忽然接到命令,周维干部调北战场,全旅有转乘火车开往河南新乡黄河边布防。但是,战局瞬息万变,周维干部又接到命令,转赴南战场,又经郑州乘火车到达徐州转南京,赴漂阳、宜兴、溧水一带与日寇作战。十二月,南京失守,周维干的部队奉调皖南一带接替江防任务,进而转赴南宁、繁阳、青阳、贵池一代对日作战。
南京沦陷后,日寇乘胜之势,进逼武汉。每日派飞机沿江侦查,发现行人和炊烟,立即飞机扫射轰炸,迫使我军不能就餐。周维干利用当地并配合群众,摧毁日寇据点。但到了冬天,遍地积雪,没法对地袭击,而日寇进常在据点内,存放有毒食品,以诱我军。幸好上级早有指示,不准乱吃敌人食品,并且严密防毒,除从敌人手中获取的战利品外,其余未经消毒的不能与肉体接触。因此,周维干部没有被日寇毒死一个人。
枪毙逃兵 治军严明
1938年,我军在沿长江一带摧毁日寇重要据点二百余处,因作战有功,周维干被提拔成147师439旅旅长。同年十月,武汉长沙失守,不对逐渐西移,周维干旅调至江西景德镇到彭泽、都昌、湖口三县布防。他们继续袭击日寇,据点,促完成了上年任务外,还活捉了两名日寇解送上级长官部。
1940年,周维干请全旅官佐欢度春节,席间,周维干突然命令将作战失职的一名排长押出,执行枪决,以免宴席后一些军官讲情。由于周维干治军严明,做事一丝不苟,全旅官兵,舞步肃然起敬。而周维干则重视平战结合,提高战术操练,争取战场上获得胜利。
敌后布雷 建立奇功
同年岁末,439旅奉命在长江布放漂雷,周维干深知此事须军民配合,遂组织敢死队,每颗水雷重量数百斤,由四名士兵才能抬走七、八里路,然后换人继续抬走。尤其在严寒之夜,老百姓资源带路做向导,抬起漂雷经过日寇的封锁警戒线,进入到沦陷区内白天潜伏草丛,入夜再抬到鄱阳湖边,用百姓船只经过芦苇丛,然后由中国海军协助,放炸药安雷管,将水雷随波翻入长江。敌舰来时,雷上装载的磁铁立即被军舰吸引,玻璃管接触敌舰,发生爆炸,瞬间激起水柱20余长高,将日寇舰船击沉。而我军抬雷士兵有10与人被脚脂冻伤造成残废,军政部发出嘉奖,布雷战果辉煌。
1941年4月,日寇对彭泽、都昌、湖口三县扫荡,飞机掩护,步炮兵配合,协同进攻。周维干旅避实就虚,以少量兵力诱敌深入,夜间用八二炮、迫击炮、六〇炮和手榴弹向敌军袭击,打得日寇措手不及,逼迫日寇伤亡惨重撤离10余华里,继续潜伏。周维干找当地百姓作向导,进行搜索,再寻隙痛击敌人。周旋三个月后,周维干以三个团兵力轮番出击,把日寇打得筋疲力尽。日军尽管曾几次补充,仍无法站住脚跟,被迫撤离彭泽、都昌、湖口三县。次次战役,未失寸土。
1942年,439旅奉调浙江、江西铁路一带作战,敌人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日军每推进一步,除破坏铁路外,还四处烧杀奸淫,惨绝人寰。日寇的暴行激发了周维干旅继续抗战的决心。我军根据形势需要,部队在景德镇奉命整编,废旅成师,周维干调升少将副师长及少将指挥官,后来因病回川就医,遂脱离部队,定居遂宁。(记者张帆)

骆周能(1907-1989)号浚明,字怀哲。四川大邑人。成都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毕业。长期在川军任职,抗战爆发后任第21军146师438旅中校参谋,出川参加抗战,1939年任第21军作战科科长,1941年初任第21军147师439团团长,抗战胜利后曾任第21军145师少将副师长兼上海地区警备指挥官,1948年12月任第21军230师少将师长,1949年4月在江苏江阴要塞起义。后任解放军华东高级步兵学校战术教员,后被捕入狱,1975年3月19日获特赦,后任南京市政协委员。

饶国华,名厥卿,字弼臣,陆军中将追晋二级上将,第145师师长。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七日生于四川省资阳县东乡一九三一年前后,饶国华率部驻防重庆地区。在他的主持下,第一四五师内部团结,将士归心,传为佳谈。 他遵守不纳妾、不抽大烟的祖训,居则陋室,食则粗粝,行无仆人,不着大衣,不戴手套,与士卒同甘苦,治军严格,赏罚分明,继承了儒家民本思想,倡言“军与民要打成一片,国与家万不可分离”。1937年12月11日《新蜀报》刊文称:饶国华当团长驻兵铜梁,时值秋收,遭受淫雨,稻谷将烂在田里,便亲自下田率部帮助抢收,并力戒官兵不得索取工钱茶水。开头乡人甚为骇异,继而疑虑,最后看到士兵们竟然秋毫无犯,才回过神来大加赞扬。据他部属一位营长回忆:部队驻防铜梁、壁山时,每到农忙,饶国华必亲自下田帮助栽种、收割。

一九三七年,饶国华在重庆上清寺出席川康整军会议,惊悉卢沟桥事变发生。他和与会军官一致要求参战,纷纷上书请缨。他曾对好友鲁自诚、吴秋影等人说:“此次为国抗战,使我心中苦闷霍然冰释,御侮报国的愿望就要实现了。”9月,饶国华还乡,破例为母大办70寿筵,并遍扫祖墓。他对伍钧老先生说:“此行,为国抗战,不成功即成仁。学生如幸得马革裹尸还,学生之家属,尚望恩师照拂也。” 告诉蓝紫仙:“我这次为国而战,义无反顾。自古忠孝难两全,老母年高,望尽心奉养。”那时他们已有五个孩子,怀有身孕的蓝夫人忍泪止哭,点头答应。

九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一军奉令出川抗日,在邛崃县各界民众举行的隆重欢送大会上,饶国华将军豪壮地表示:“此次奉命出川抗战,誓竭股肽之力,继之以坚贞,用尽军人天职。……决心率所部效命疆场,不驱逐倭寇,誓不还乡。”一九三七年十月,饶国华率部步行二千里,从川北转万县船运东下,十一月中旬到达前方。这时,上海已经失陷,苏常二州失守,日军兵分四路进攻南京,并在海空军掩护下,对我采取战略包围,直趋安徽芜湖,威胁南京侧背。蒋介石立即命令刘湘派第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部进驻安徽青阳一带,牵制、阻截从太湖流域西犯南京之敌。唐式遵鉴于防线左翼广德城之重要,关系首都南京之安危,委派能征善战的饶国华率部镇守。饶将军马上率部进驻广德,他亲自巡视前线,检查工事情况,鼓励官兵奋勇杀敌不负家乡父老重望。他深知责任重大,对他的侍从副官说:“我奉命出川,志在歼灭强寇,还我河山,解我同胞倒悬之苦,现在幸而优先被派到前线御敌,战机就要来临,怎能下叫我热血沸腾,怎能不叫弟兄们揎拳持袖,跃跃欲试。”在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鼓舞下,全师官兵同仇敌汽,士气旺盛,深深懂得“守一城、捍天下”的道理,全体官兵坚决表示:“誓与广德共存亡,不许倭敌逞凶狂!”决心与进犯日寇血战到底,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领土。

不久,无锡、江阴、武进相继失守,11月20伪满洲国靖安军日占领宜兴、长兴两镇。短暂修整后25日占领了泗安,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防线,直逼广德前沿阵地界碑。 日军牛岛师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太湖分乘百余艘汽轮,橡皮艇侵入宜兴、长兴,尔后分兵两路准备抢占泅安,直扑广德。11月25日,伪满州国靖安军第一旅4000余人向广德地区发起攻击,对面为川军一四五师特务连和第一旅一个营。由于国民党军队一路溃退,因此伪满军并没有对当面之敌给予重视,因此战斗开始后非常不顺利,加上川军特务连有机枪,因此激战竟然半天未有进展。伪满军不得不重新部署。日军侦知我凭险坚守,士气高昂,工事坚固、采取用重火器猛烈破坏我工事的策略,出动二十七架飞机轮番轰炸,向我阵地倾泻上千吨的炮弹,步兵在重炮、机枪掩护下发动疯狂的进攻。我方工事被炸得残破不全,饶国华将军亲自指挥第四三三旅佟毅部在广德前方约六十里的泗安占领阵地,于二十七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方将士武器装备虽然窳劣,但仍然拼命抵抗,猛挫日军的凶焰,一四五师八六五团七连连长事后对《新蜀报》记者描述,敌人是“尸横遍野,草木皆赤”,与此同时宣城至广德的公路线由于侧翼国军溃退,被日军控制。此时,国军守军已经伤亡过半,加之宣城至广德的交通线被敌人破坏,增援无望,补给中断,饶国华的一四五师内外交困,处境危急,但该部仍然以祠山岗居高临下的优势,发动群众将大块石头、门窗、桌椅等物堆在广泗公路上,设置路障,阻击满洲军。29日伪满军加强攻势,自动车部队出动装甲车沿公路掩护,靖安军某小队段请选,徐武威等几名伪满军在装甲车机枪掩护下勇敢向祠山岗中国军发起冲击,川军团长刘汝斋竟然吓得擅自后撤,以致全线溃败,祠山岗沦于敌手,满洲军趁势向广德县城发起进攻。以至被日军又于三十日乘机占领了广德。

饶国华将军得此凶信,心急如焚,深知广德素为兵家必争之地,拱卫南京必不可失,于是亲自率领第四三三旅官兵奔住广德前方约五里的界牌,顽强阻击进犯日军,饶国华亲自来到前线,鼓励士兵血战沙场,以死报国,他振臂高呼:“我们军人报国的严峻时刻到了,一定要为国争光,流尽最后一滴血!”将士们见到饶将军这样英勇,士气更加振奋,他们冒着弹雨以一当十,奋勇杀敌,虽死伤枕藉,仍旧前赴后继,宁死不退。饶国华并要求将临阵脱逃的团长刘汝斋枪毙以整顿军纪,但刘汝斋是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唐式遵的亲戚,他听信了对面敌军炮火强大的信息,想保存实力,对饶国华要求坚决抵抗的要求置之不理,为了堵住饶国华的嘴,不但不派兵增援,反而命令他以现有兵力反攻收复失地。饶国华中只剩下一营的士兵,被日军包围于十字铺据点,他如撤退,就会被唐式遵安上一个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的罪名。日军派出军使一再劝降,饶国华将军宁死不屈,他紧握雪耻刀对左右说“我从七七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线杀敌,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我幸能如愿以偿,奉令出川抗战,引为生平快事。诸君还记得吧,我们离川时,蜀中父老兄弟姐妹曾举行盛大仪式欢送,潘文华军长代表我们川军将士致答词,表示我们一定要血战到底,收复失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生,败必死,不成功便成仁。我们要牢记当时的誓言,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呀!”当天晚上,弹尽援绝,人残马伤。饶国华困乏已极,沐浴焚香祷祝完毕,即给刘湘写绝命书,说:“刘汝斋不听指挥,以致兵败,职唯有不惜一死,以报甫公知遇暨川中父老之情。”随即回头向东怒吼:“小日本,当年威廉二世强盛一时,不免败亡,今日你虽猖獗,终有破灭的一天。”1937年12月1日凌晨2时许,饶国华在郎溪县十字铺阵地自杀,实践了他“以保卫国土为己任”的誓言。

全国军民各界,隆重迎祭国殇,陪都普降半旗,国华备极哀荣,追赠陆军上将。资阳为他立祠,成都为他塑像。刘湘闻知噩耗,甚为痛惜,特拨款3万元抚其遗属。次年1月23日,将军忠骨国葬于宝台寺甘溪沟南坡。

日军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毙命经过

1942 年 4 月 18 日, 美军 16 架 B-25 轰炸机, 从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 轰炸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后,降落在浙江衢州机场。这是日本自发动侵 略战争以来,其本土首次遭盟军飞机轰炸,引起全国极大震惊。日军大本营为摧 毁浙江的衢州、玉山等机场,打通浙赣线,决定发起浙赣战役。

1942 年 5 月 15 日,浙赣战役开始。日军东路第十三军出动 58 个步兵大队, 近 9 万人分三路从杭州出发,向衢州进犯。国民政府军计划在金兰线给予顽强阻 击,在衢州进行决战。因此,日军进军速度很快。

日军东路第十三军主力第十五师团由有侵华“急先锋”“虎将”之称的中将 、 师团长酒井直次率领,从萧山出发,经诸暨,渡过浦阳江南下。

19 日晚,第十 五师团进入义乌西南地区。于 22 日到达兰溪以北马涧等地。经休整后,继续向 兰溪县城进犯。

25 日,酒井直次指挥所部在重炮及航空兵的支援下,向兰溪城 发起疯狂的猛扑。

国民政府军第八十八军二十一师和第四十九军六十三师等守城 部队,依托工事,进行坚决的抵抗。 激战三昼夜, 日军毫无进展, 损失惨重, 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酒井恼羞成怒, 遂亲临兰溪前线指挥督战。

28 日 10 时,酒井直次行进到兰溪以北 1.5 公里附近时,骑马踩到地雷,身 负重伤,下午 14:13 分死去。日军第十三军军部立刻指派南京的警备司令官步 兵团长石川少将,接任酒井的职务,在石川到达之前由第十五师团资格最老的川 久保参谋长指挥。这是日本陆军创建以来第一位现任师团长战死。

酒井直次,1911 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 23 期,1920 年毕业于日本陆 军大学第 32 期,毕业后曾被派往苏联考察研究军事。1935 年 8 月晋升为步兵大 佐,12 月任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四联队联队长。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酒井以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四联队联队长的身份到中国参战,并被派往 哈尔滨,指挥所部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几天内破坏共产党联络站十 余个,逮捕地下党员四五十名。是以心狠手辣著称的联队长。 1938 年 5 月,第十四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在徐州会战后进行追击战,24 日攻 占兰封后,直接威胁开封、郑州的安全。土肥原贤二的紧紧追逼,迫使国民政府 军薛岳豫东兵团进行反攻,夺回兰封,并将土肥原贤二所部包围在兰封以北三义 集地区。日军第十四师团被围,日军大本营极为恐慌。28 日,命令两个师团和 两个旅团急速增援,其中包括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四联队,酒井率第四联队从商 丘沿铁路两侧向西急进,迫使薛岳撤出战斗。 6 月 2 日,酒井率部由宁陵向尉氏方向西进。6 月 4 日,又由尉氏向郑州方 向挺进。为阻止日军进攻,国民政府军第一战区未开展游击战,错误地于 6 月 9 日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 滔滔河水顿时从天而降。 使京汉铁路以东的中牟、 尉氏、 扶沟一线,直至苏皖大部份地区一片遍汪洋,成为泽国。苏豫皖三省 44 个县市, 2.9 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淹,600 余万人无家可归,89 万人丧生,酿成震惊中外的 郑州“花园口决堤”惨案。土肥原贤二和第十四师团得以脱围。 7 月,因“功勋卓著” ,酒井直次由大佐晋升陆军少将,由联队长升任日军 第二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十九旅团旅团长,率部参加武汉会战。战后,酒井直次 获称“急先锋” “虎将” 。 1939 年 7 月,酒井直次随第十六师团奉命回日本,升任日本通信兵学校校 长。 1941 年 3 月,酒井直次晋级为陆军中将。

1941 年 8 月,酒井直次又来到中国,任日军第十三军第十五师团师团长。 酒井率领第十五师团参加华中地区南京周边地带的“扫荡”和“清乡”作战。有 一次,他在率部扫荡中兽性大发,让部下进行奸淫比赛,评出“老虎”“豹子” 、 和“豺狼” ,即一、二、三等奖,并分别给予物质奖励。于是日军官兵就在光天 化日之下,成群结伙地奸淫中国妇女。 9 月,酒井直次指挥第十五师团及伪军一部三千余人,由金坛,薛埠等据点 出动, “扫荡”溧阳地区。

由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正处于进退交困之境, 新成立的以谭震林为首的第六师第十六旅旅部在塘马地区遭偷袭, 导致旅长罗忠 毅、政委廖海涛等 270 余名指战员牺牲。

1942 年春,酒井直次及所部对京沪路以北的澄西地区实施第三期“清乡” , 同时,对京沪路以南茅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新四军第十六旅吸取溧阳地 区反“扫荡”失败的经验教训,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战,给 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日军被拖得精疲力竭, 一无所获, 只好草草结束这一期的 “清 乡” 。

酒井直次触雷死亡时正处浙赣战役的初期, 为了不影响在浙赣战役参战的官 兵士气,日军对酒井身亡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直到 9 月 27 日,战役结束后, 日军在杭州举行“兰溪战役阵亡将士追悼会”时才向外透露,但对其毙命的经过 没有宣布。

《新华日报》在 9 月 28 日以《兰溪五月之役毙敌酒井中将》为题对外 作简单的报导。 国民党政府和媒体从未公布这一消息,既未调查何部埋雷,也未对任何人进 行表彰和奖偿。酒井被炸毙的详细过程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是未知的谜。

1975 年,日本朝云新闻社出版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昭和十 七、八年支那派遣军》一书。书中第三章《浙赣作战》详述了酒井直次被地雷炸 毙的详细经过。直到 1984 年,学者贾玉芹将《昭和十七、八年支那派遣军》一 书译出,1985 年由原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吴鹤云所著《川军抗战亲历 记》向国内披露酒井直次被地雷炸毙的详细经过。此后,国内各文史书刊不断载 出这一战绩,酒井直次被地雷炸毙的详细经过才被广大中国人所知。至此,距离 酒井在兰溪被地雷炸死已经过 40 多年的时间。

《昭和十七、八年支那派遣军》书中是这样记载这段历史的: 关于酒井师团长的战死情况,后来川久保师团参谋长回忆说: 5 月 28 日上午,师团战斗司令所命令工兵小队长指挥一个分队,搜索并排 除到兰溪道路上的地雷。卫兵、骑兵、步兵、尖兵、间濑参谋、古谷金次郎参谋 (作为总司令部第四科参谋、联络参谋同行) 、酒井师团长、专属副官、川久保 参谋长、古村参谋按顺序骑马向兰溪方向前进。走到距离兰溪以北 1500 米的三 叉路口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沙土就噼里啪啦落了下来。是地雷爆炸 的声音。只见师团长从马上掉了下来,那匹马也满身鲜血倒了下来。我马上跳下 马来,跑到他的身边,让他把脚伸直坐起来,左脚胫骨上的肉已经掉了下来,脚 底已经稀烂了,必须快速止血。但是军医全部都去野战医院了,等了很久也没有 来。好不容易军医部长细谷大佐赶来,做了应急措施。军医部长询问了酒井师团 长的状况,说目前看来心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生命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吧,我们 才有点放心。 酒井师团长命令说“参谋长代替我指挥师团” ,还说“不要添麻烦了” 。师团 长脸色有点苍白但是却很精神。不管怎么样,决定暂且先用担架抬到前面大约 200 处的一间房子中再作处理。于是我们埋掉战马后再次前进。 不久又听到后边有地雷爆炸。兵器部长宫下、兽医部长佐野、兽医佐山中尉 负伤。两位部长伤势较轻,佐山中尉身负重伤(不久死亡) 。处理完这些后我们 又开始前进,这样才到了前面所提到的那座房子中。我在房外正在检查吉村参谋 起草的追击令,这时酒井师团长的贴身侍卫跑了过来。我感到事态的急遽变化, 赶紧骑马跑来,大声叫他却没有反应。军医部长给打了好多针,又做了人工呼吸 也没有效果。做好了输血准备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在参谋长等人的守候下,酒井 师团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军医部长沉默着递给我水壶。遗骨在进入兰溪城后, 在军医部长同意后火葬了。

酒井之死,日军哀叹: “现任师团长阵亡在作战第一线,自陆军创建以来还 是首次。 ” 酒井直次之死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战役初期,如果将一位现任师团长战死的 消息公之于众,能大大打击日军的士气,大长国民政府军的士气,对整个战役产 生很大的影响。可惜,国民政府对这一重大战果一直未能及时获知。 巧埋地雷 巧埋地雷 功绩世知酒井被地雷炸毙的事实国民政府一无所知, 对酒井被炸毙的详细过程也就不 得而知, 更遑论寻找埋设地雷的功臣。 数十年后, 酒井毙命的经过在中国被披露, 当年埋设地雷的功臣也被人所知。但是,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酒井在兰溪被地雷 炸毙的历史时,很少有人知道在怎样的情况下是谁埋下那颗索要酒井性命的地 雷。

《川军抗战亲历记》 在提到了酒井被炸毙的详细过程外, 还首次对外披露称: “第二十一军一四六师所指挥的独立工兵第八营副营长黄士伟, 率工兵在兰溪北 ” 郊所埋地雷炸死了侵华日军第 15 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

1991 年 3 月, 《四川政协报》刊出“第一个毙命于中国的日军师团长” 。

1996 年 8 月, 《重庆政协时报》刊出“黄士伟巧布地雷阵 日中将挨炸浙赣线” ,对黄 士伟埋雷经过作了详细的长篇报导。 当记者前去采访黄士伟老人, 告诉他当年他所埋的地雷炸死了日军第十五师 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他才知道自己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关于那段经历,黄士伟 老人在数十年后依然清晰记得并进行了回忆: 1942 年 5 月,当日军进攻到金华、兰溪一线时,国民政府第三战区长官部 根据形势变化,在衢州会战准备工作已告就绪后,为了避实击虚,将浙江中部划 为游击作战区。命令所属各部在兰溪江东岸炸毁桥梁,埋设地雷,设置路障,破 坏交通,截断水运,使日军粮弹不继,死伤无法补充。长官部工兵监调拔黄色炸 药 10 吨及四号甲雷约 2000 枚供各部使用。 5 月 26 日,长官部密令位于寿昌的第一四六师所指挥的独立工兵第八营副 营长代理营长黄士伟亲率工兵一排,在该师第四三八团一个步兵营的掩护下,夜 间突进兰溪江东岸,在兰溪城北埋设地雷,限 27 日前完成任务。

黄士伟回忆时说,当时他曾作如下的分析。首先是上级为什么要我在兵临城 下的时刻到敌我间隙地带去完成如此危险的作业呢?其次是守城部队军有工兵 营、师有工兵连,已分配了不少的甲雷和黄色炸药,这些工兵营连早已作好埋雷 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工八营再去重复担此重任呢?经过反复思考,猜想可能是我 所属的独立工兵第八营是战区长官部工兵监所属的部队, 人员素质及器材装备比 各军师的工兵营连要优良。

1942 年 4 月,当独立工兵第八营被调至第一四六师 听从指挥时,我还是师工兵连的少校连长。为了统一指挥,师工兵连与工兵第八 营混合使用,该营缺一个副营长,上级要调我去充任,师长 石照益没有同意,还 气愤地说: 为什么要将我师会叫的公鸡从笼里捉走呢?” 后经军师两级多次协商, 才得到师长的许可。

我调至工八营任副营长不到一个月,就任代理营长,并带领 部队由江西景德镇出发参加浙赣战役。 因我曾三次到工兵学校学习。1937 年冬在工兵学校教导营当过半年的学兵, 技术过硬。1938 年冬又到工兵学校军官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月。当时有四名苏联 工兵专家给学员上业务课, 八路军参谋长兼南岳游干班教育长叶剑英将军到校讲 授游击战术。从实践到理论,我都有了较好的基础。1941 年,又在瑞金中央军 校第三分校军官训练班十期二总队学过半年的步兵,毕业考试时名例第一。 1938 年 9 月 13 日,我在九华山麓执行任务,在梅埂被日军围困了三昼夜, 在饥渴疲乏下肩负重伤与战友夜行十余里突围,博得上级及群众的赞誉。 我这次接受的是超越战斗地境线, 在友军的前哨阵地进行极其艰苦作业的任 务。

5 月 26 日晚,我率领工兵排与四三八团派来的阎营长一道进入兰溪县城, 拜访守城部队第二十一师罗君彤师长。 他和第一四六师前任师长周绍轩都是川军 范绍增的旧部,与现任师长 石照益又是多年友好,相知素深。对我们的拜访,十 分欢迎,表示愿意密切配合,大力协助我们。马上召集该师的参谋长,工兵连长 和我们交换意见,详细介绍其前哨阵地的路线、地形、埋雷地区、绝密口令等, 为次日晚进入现场作业作妥善的准备。

5 月 27 日晚,进入实质埋雷作业,我考虑到了两个问题:首先是布雷的选 点定位。我的主导思想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目标是日军高级指挥人 员。分析日军指挥官必须侦察地形,选择突破口,决定主攻或佯攻的路线。我发 现前面三岔路口有一块高地,距城垣约三公里,如在此处用望远镜瞭望,是最恰 当的距离,又在轻重武器射程以外。既非交通枢纽,又非大部队必经之路。一个 不打眼的高地,却是侦察地形最佳的地方。其次是地雷埋后的伪装问题。当时正 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季节,绿草如茵,埋雷后纵然巧妙伪装,不到三天, 也会叶枯发黄,肉眼立即能够识别。何况日军有精密的扫雷仪器呢!我又想到, 上级既已决定放弃金(华)兰(溪) ,预计次日日军必来。当即决定采用突击埋 雷,热炒热卖,立竿见影,时间是最佳的选择。因此我率领一排工兵就在这一高 地上埋下 60 余枚四号甲雷,信管调在杀伤人马的刻度盘上。拂晓前完成任务后, 匆匆离开现场。

正是黄士伟在埋设地雷前经过深思熟虑,利用具体的地势,因势利导,才创 造了后面的巨大功绩。 埋好地雷,破坏了兰溪—寿昌的所有桥梁,又设置了许多路障后,天亮时黄 士伟带领工兵排返回寿昌。 5 月 28 日 10 时左右,正在寿昌一带作战的黄士伟听到了兰溪方面传来几声 沉闷的地雷爆炸声。直觉告诉他,这是日军遭到了他和战友们在兰溪县布下的地 雷阵的伏击。黄士伟和几位一同参加埋雷的战友都暗地握紧了拳头,心里乐开了 花。尽管他不知道那地雷炸死的是一位日军中将。 黄士伟老人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难掩那份曾经有过的激动荣耀之情: “当时 确实听到了地雷接二连三'轰、轰’地直响,知道自己埋的地雷发挥了作用,心 里很高兴,但不知道被炸死的是日军将领。当天晚上,一四六师来电告诉我说, 埋的地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炸死不少日军。 ”

文人武将岳星明

马 民 康



他是一位将军,他又是一个文人,我拜读了他写的、所有我能够搜集到的文章和有关资料。他和中国近代史上两件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一是“皖南事变”,一是“台湾二、二八事变”,前者他是参与策划的,后者他是参与镇压的,但是在这两次事件中,他都没有亲自上阵,没有动刀动枪;因为他是个文人,是个摇鹅毛扇的,谁见过孔明先生动刀动枪呢?但孔明先生确是军事家。当“皖南事变”杀的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在家里睡大觉;当“台湾二、二八事变”后,到处捕杀暴动人员时,他登上新竹县五峰乡的井上温泉去拜访张学良将军,与将军谈古论今并打起了网球;当大西南的战火即将烧到重庆、保密局的枪口描向杨杰将军的时刻,他用自己的吉普车将杨杰将军送到机场、送上飞往昆明的飞机。杨杰将军在香港遇害后,他毅然率领国民党国防部副官局全体人员和部分档案在昆明起义;他——就是国民党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参谋总长办公室副主任岳星明中将。
岳将军曾经是我祖父的老上级、老搭档,关系相当不错,岳将军做第三战区参谋处长时,我祖父马国荣是第三战区第21军146师438团团长,岳将军做21军副军长时,我祖父是21军146师副师长,岳将军做整编21师146旅旅长时,我祖父是146旅副旅长,岳将军做台湾新竹绥靖司令时,我祖父是台湾新竹第一绥靖分区司令,岳将军做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少将高级参谋、中将副主任时,我祖父是国防部少将战地视察官(国民政府主席(总统)特派战地视察官、第九组少将组长)。
最近我联系到岳将军的家属和后人,在电话上和他老伴许老夫人谈了很长时间,老夫人已经九十高龄,精神很好,对往事记忆犹新,回想当年住在上海时两家还常有来往,老夫人的兄弟许德海先生也是21军的,1948年还与我家一起在苏州观前街东头的临顿路购买了房子。许多年没有联系了,因为写了一些21军的资料,提到了岳星明将军,今年七月,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东北炮兵指挥官、李弥的第八军参谋长杜显信将军的公子杜铮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找岳家后人;我费尽周折,最后通过《南方都市报》发了篇报道,介绍了两位将军的背景,以及云南起义使两人走上不同的道路;终于找到了岳将军的家人。(岳将军起义留在大陆,杜将军率部退到缅甸,在缅甸指挥了著名的“萨尔温战役”,使李弥的残军在“金山角”站稳了脚跟,最后杜将军撤到台湾。)杜显信将军和岳星明将军都是陆军大学十一期的学员,毕业后都进了研究院,又都是陆大的教官,两家人当年住在一起相当亲密。1949年12月在云南昆明分手后一直没有消息,通过我的努力,他们终于恢复了联系,纷纷向我表示感谢,我感到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岳星明将军是四川眉山人,生于1908年9月6日(农历八月初七),别号启东。先就读于第24军军事政治学校,毕业后曾任第24军训练处处员,后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一期,1936年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深得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将军的赏识,挑选进入陆军大学军事研究院深造,一年后留校任陆军大学第十五期上校战术教官。
抗日战争爆发后,岳将军调任军政部上校部附,1940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时年32岁。任内深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赏识和信赖,也得到同僚和下属的赞誉。在《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中有一篇吴大年写的《对参谋处的追忆》,里面写到:“岳座处事严谨认真,善征听下属的意见,又向上请示,少主观决断。对下级特别对我们年轻一辈,严肃而又热诚宽厚,要求规范而不苛,所以我们年轻一辈,都能自尊自爱,克尽职守,并尽心力求进取。彼此能相互尊重,领导人员也不见有官僚之气,人际相处甚笃。虽处于战争艰苦年月,而在精神生活上还颇多生气。生活规律有序,军风纪要求严格,虽布衣布鞋,却能仪容整肃、精神抖擞、克己自尊。”
1940年10月,岳将军为第三战区干训团编写出版了《拿破仑战史》,全书共分6章,讲述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军制及战斗法、拿破仑生平、1796—1797年意大利战役及战史、1809年法奥战役等。
1940年11月,为第三战区干部训练团主持编写了《谍报勤业务演习》,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三战区干训团将校班情报演习说明、情报原则说明、情报搜集计划之作为法。
1940年11月,为第三战区干部训练团将校班主持编写了《参谋业务演习》,介绍第三战区干训团将校班参谋业务演习情况。
1940年10月下旬,顾祝同在接到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后的第二天,即在长官部例行的汇报会上,指定岳将军拟出调集兵力的计划。当时顾祝同指示说;“新四军要渡过长江,困难不少。我们要抽调必要的兵力,掩护他们通过日占区安全北撤。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可能不遵守命令,反而向南、向西'流窜’,我们也需要增强皖南的兵力,作堵击的准备。部队还要选好的才顶用。参谋处应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拟出计划送我核定。”
岳将军当时认为:新四军北撤路线,从湖口至南京之间渡江势不可能;以先向南经旌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旬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为最适宜。“掩护”北撒只要调增一个师,而防堵“流窜”的兵力,至少要调增两个师。当时,三战区的兵力无多,除了可以调用战区控置的二十一军一四六师(驻赣东乐平)外,只好从浙东抽调七十九师前往。当岳将军将这些意见向顾祝同报告时,顾大体同意,并答应亲自打电话给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同黄商调七十九师。不过,顾又着重指出:“一四六师可以调去.但装备差,怕不顶用,不要放在第一线。你再研究一下,应再增调一个师前去为好。”这时,岳将军想,只好打四十师的主意了。该师是由在海州的税警总团改编的,装备较好,配有德造卜福式山炮。经岳将军提出后,顾祝同立即说:“很好。你就把四十师列入计划,并且要用在第一线。”
于是,根据顾祝同的这些指示,岳将军拟出了一个防堵计划,经顾祝同核定,分别下达。大要如下:
(一)新四军北撤路线为:旌德、宁国南侧,广德、郎溪间,金坛、句容间,并从镇江以东渡江。
(二)抽调诸暨方面的七十九师开往皖南太平附近,由浙东后方抽调一个暂遍师前往接防。
(三)五十二师和一0八师应缩短正面,集结兵力,加强机动作战力量。
(四)电催四十师兼程西开,预定开旌德、三溪和太平以东的地域,归第三十二集团军指挥。
(五)一四六师开皖南的休宁、屯溪间地域控置。
1940年12月底,顾祝同亲自打电话找岳将军,要他到顾祝同的办公室去。岳将军到后,见战区参谋长邹文华(江苏江都人,陆大六期)、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江苏铜山人,保定一期步科肄业)、办公室主任朱华(江苏东台人,保定一期步科肄业)、情报室主任卢旭(安徽庐江人,保定六期步科)已先在座。顾祝同说:“对新四军不论'掩护’北撤,或者防堵'南窜’,都需要统一的指挥。唐(式遵)副长官(四川仁寿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资历较深,早就在皖南指挥;上官(云相)副长官(山东商河人,保定六期步科)资历较浅,又后去皖南。你们看,那一个统一指挥好?”在座的都不肯发言。岳将军考虑这是参谋处的职责,当即提出;“上官副长官资历虽较浅,但能力较强,指挥原有的五十二师、一0八师和新增的四十师、七十九师也较适宜,可否委曲一下唐副长官?”在座的也都同意岳将军的意见。最后,顾祝同才说:“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并嘱岳将军在他的办公室立即草拟调整指挥系统、作战地境的计划,亲自誊正、盖印、加封。文件准备好后,顾祝同又对岳将军说:“我已在电话上告诉过上官副长官,要他明天召集有关的师长以上人员在徽州开会,你带着这个计划去代表我宣布。如果唐副长官方面有什么意见,你们是四川同乡,可设法向他解释解释。我已派了一辆小汽车,你不要带任何人,明晨出发.务必当天赶到。参谋处的人员你也不必告诉他们。”
翌日傍晚,岳将军赶到徽州西边的岩寺(这时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已推进至宁国以南的万福村,岩寺是三十二兵站分监部)。岳将军先见上官云相,上官对岳将军说。“召集的人员都已到齐,就等你到后开饭,饭后开会。”
到会的人员,除上官云相和岳将军之外,还有: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五十军军长范子英(四川资阳人,云南讲武堂三期炮科)、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河南新乡人,保定八期炮科)、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江苏宿迁人,黄埔三期步科)、四十师师长方日英(广东中山人,黄埔一期步科)、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安徽英山人,黄埔三期步科)、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四川仁寿人,日本士官二十一期野炮科,时任二十三集团军总部额外高参、左翼军参谋长。后一四六师师长石照益(四川永川人)因病请辞,乃以副师长代理师长职)、上官云相的参谋长陈以息(江苏江都人,保定3期骑科)和三十二兵站分监李锡庆、二十三兵站分监郭叔皋等人。一0八师师长戎纪五(河北定县人,保定八期步科)因在宁国前线,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四川眉山人,二十一军军官教育团)因在南陵前线,新七师和二十一军因关系不大且路途过远,均未邀出席。
当晚八时左右,由上官云相主持开会。他首先说:“新四军北撤的可能较小'南窜’的可能较大,会议是奉顾长官的指示召开的,现由岳处长传达顾长官的指示。” 岳将军在传达中说:“顾长官有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唐副长官担负的正面已宽,责任已经很重;所以,这次打算暂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接着,岳将军宣布了长官部调整指挥的计划。岳将军虽假意征求唐式遵、范子英等人的意见,大家当然都唯唯诺诺,未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不久,会议即告结束,各部队长当晚或翌晨均分别返防。上官云相当时对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的部队长均另“面授机宜”。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就是按照岳将军拟订的路线向南,准备走到旌德、宁国南侧,再向东经广德、郎溪间,金坛、句容间,并从镇江以东向北渡江。1月6日走到茂林东南的丕岭山脚时,走在前面的新四军第二支队新、老三团发现,丕岭已被国民党第四十师的一个加强连占领,有五、六挺机枪封锁山口,新三团一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这个连,老3团迅速追击到星潭,遇上了国民党第四十师的一个主力团,新、老三团配合,协力攻打星潭。战斗到8日,新三团刚打进星潭,正在巩固阵地。忽然发现老三团已经后撤,军部命令全军改道从里潭仓经高坦、茂林、章家渡,在铜陵、繁昌间过江到无为地区。但是,一切都晚了。
1941年1月6日拂晓,岳将军尚未起床,忽接顾祝同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接到上官副长官的电话,昨日新四军向南移动,不听制止,半小时前竟向我前线部队开火,他们为了'自卫’,已经'还击’,四十师方面打得比较厉害。我已命令上官副长官转令前线部队,务必要把新四军堵住。你赶快拟一个'自卫还击’的命令给上官总部,并转报军委会。”
1月9日,新四军到达高坦时,原第二十一军一四四师(当时为五十军)已经占领了茂林,正向高坦扑来,经过激烈拼杀,双方伤亡惨重,横尸遍地,新四军终因寡不敌众,9日傍晚向石井坑转移。11日,新四军在石井坑被国民党七个师包围,东北面是一0八师,东面是五十二师,西面是一四四师,西北面是原第二十一军的(当时为五十军)新七师,西南是七十九师,东南面是四十师,正南面是六十二师,七路大军形成铁桶合围。正北、正东、正南是三座海拔八百多公尺的大山,12日、13日,经过两天的激烈争夺,终被国民党军占领,特别是石井坑南面的东流山争夺最为激烈,多次展开肉搏血战,失了再夺、夺了再失,双方死伤无数。13日晚,国民党军发起总攻,新四军被打散,部分向北突围成功,到达无为,和新四军第7师汇合,其余被俘。14日清晨,国民党军开始搜捕被打散的新四军,叶挺军长为保护新四军指战员,前往国民党军谈判,被俘入狱,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由于身上带有较多的军费(全部是黄金和烟土),被副官刘厚总贪财起异,疯狂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激战中,被国民党五十二师打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本来新四军有三条路可走,一是直接向北,从铜陵、繁昌间过江到无为,虽然江北有新四军游击队的接应,但是,江北的李品仙部极端反共,磨擦不断。而且,长江沿岸的日军加强了戒备。二是直接向东走宣城,经过国民党一0 八师、五十二师的防区,从镇江北渡。三是按岳将军指定的向南、再向东、向北,走镇江北渡。此路虽然没有日军,但是“友军”政治态度不明,一但行动“越轨”,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岳将军给新四军下了个“将军抽车”的死棋。在12月底以前新四军如果走这条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项英拖着迟迟不走,直到12月28日才决定:1月4日出发。但是,又不向国民党军通报,不声不响的突然走了。如果是小股部队到还可以这样,采用游击方式,钻进山沟,敌人也不好找。但是,万把人的大部队、还有许多后勤文职人员,很快就会陷入被动。
1941年1月3日,就在新四军开拔的头一天,蒋介石给叶挺军长发了一封指定新四军北移路线的江电令:“限即刻到泾县新四军叶军长挺:梗有电均悉×密(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二)所请补给,埃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除分令顾长官知照外仰即遵照!中正江未令一元印。”
这就规定了新四军只能按照指令,直接北上。从铜陵、繁昌间过江到无为,否则就是抗命不遵,就会让国民党抓住叛乱围剿的口实。叶挺军长是主张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直接北上的,但是,项英副军长坚决要按原来定下的计划行动,不接受叶挺军长的意见,犯了主观盲动的错误,到了茂林又兵分三路,一路向东、一路向南、一路向西,给敌人造成了要分头流窜的口实。在丕岭遇到敌人先遣小部队,在没摸清敌情的情况下,就贸然出击,引火烧身。在星潭遇到敌人主力受挫后,立即改变主意,再决定走北路,为时已晚。陷入包围后,犹豫不决,不能组织协调,统一指挥,最终酿成惨祸。
1942年岳将军参加浙赣会战,主管作战计划,按上级指示编制作战方案,拟具下达作战电令,部署和调遣兵力,督导作战行动和编制、记录战报战果(阵中日记)等。搜集、整理、分析敌情,根据情报绘制敌军兵力布署分布图,随时记载敌军动向、记录敌酋(出身、经历等)名册,及时标出敌情动态示意图,以提供判断作战之用。日夜守侯电话机旁,随时与各集团军、战区各长官、甚至重庆最高指挥部电话联系,参阅各部电话记录,向上级汇报并及时转达上级命令。
1943年1月9日岳将军任第21军副军长,1945年2月20日授少将军衔。1946年整编后任陆军整编第21师副师长。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二、二八事变”,岳将军奉命率部赴台,与戴传薪对调,任整编第21师146旅少将旅长。1947年3月7日所部438团(欠一营及直属部队)从上海吴凇口乘申字102号登陆舰出发,3月9日在台湾基隆港登陆,以第二营担任基隆警戒,主力驻台北。3月8日所部438团一营及直属部队从上海吴凇口乘申字103号登陆舰出发,3月10日在台湾基隆港登陆。3月9日所部436团从上海吴凇口乘海宙轮出发,3月11日在台湾基隆港登陆,以第三营空运嘉义,主力军运台中。3月10日旅部及直属部队从上海吴凇口乘台安轮出发,3月12日在台湾基隆港登陆,军运新竹担任绥靖与清乡工作。负责整个新竹地区(包括新竹县、新竹市、中坜、苗栗),担任绥靖司令。
根据蒋主席「严禁军政人员报复,否则以抗命论罪。」「……特别注意军纪,不可拾取民间一草一木,不许败坏军纪。」「地方政治常态即恢复,其参与此事变有关之人员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对军事行动要兼顾减少百姓伤亡的原则。三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召集柯远芬及警总二处处长林秀栾、宪兵四团团长张慕陶、二十一师一四六旅旅长岳星明等指示「凡参曾加暴动之青年学生,准予复学,并准免缴特别保证书及照片,只须由家长保证悔过自新,即予免究。」三月三十一日在台北宾馆召开「处理二二八拘捕人犯小组会讨论记录」,与会者有彭孟缉、何孝光、刘雨卿、张慕陶等,会中决议逮捕人犯以:一、暴动主要份子;二、共党份子;三、私藏武器逾限不缴者;三种人为限。另决议对学生盲从者一律予以保释。蒋主席派兵是三月五日做的决定,三月五日陈仪所有和平协商的努力都失败了,台湾的局势已不能控制,蒋根据各种情报决定派兵,蒋的决定基于国家元首维护国土完整及社会秩序的责任,派兵后又三令五申要求重视军纪,不准报复,陈仪执行蒋的命令,并将蒋的手谕转饬各级单位,有效减少了报复性的伤亡。事后蒋谕令宽大处理,五年以下释放,十年以上者多改判一年两年。岳将军忠实执行了蒋主席和白长官的“宽大”指示,除了在前期在斗六、埔里等地进剿“二七部队”作战时打死打伤一些武装暴动人员外,在新竹地区的绥靖与清乡过程中,没有滥捕滥杀,新竹地区没有处决一名人犯,被捕人员大多交保释放。驻军与当地百姓相当融洽。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陆军整编二十一师第一四六旅绥靖计划、详报>记载:本绥靖区逮捕之人犯以马(国荣)副旅长为主审,市政府警察局、宪兵队派员会审。对逮捕及解部讯办之人犯先由谍报队作初步侦讯,第二步由本部会同市政宪兵队、警察局等侦讯。第三步再由本部马副旅长复讯集有关证人及邻里长个别问讯,经以上三次审查后再行决定该犯之处理办法。组织联合法庭公审,最后再由本旅马副旅长主持联合上述各机关,传集初告乡邻里长或直属关系人员对被告平时行为罪行等个别侦讯,然后科以罪罚。
岳将军的师部驻新竹市后,得台湾警备总司令的通知,才知道从贵州息烽移台被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住在划定给岳将军的“绥靖”区范围内的高山族井上温泉。井上温泉距新竹市东北约八十余公里,在高山族腹地。这个温泉是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因该温泉不同于一般硫磺泉,属于锌氧性质,据说食此泉水可治疗甲状腺等毛病,为供日本皇家使用。在温泉附近,修建了几间精舍,张学良即被禁在那里。负责监视张学良的武力为宪兵一个连,这个连大约每半年左右调换一次,由其它宪兵连轮替。井上温泉因在人迹不多的苦寒的高山地区,所以一切食物、蔬菜和所有日用杂品,均须在台北、新竹备办。
1947年5月下旬的一个清早,岳将军到了井上温泉。由看管张学良的刘专员引见了张学良将军,张穿着咖啡色中式绸衣裤,白袜布鞋。看去比较清瘦,面色不甚健康。张发际特高,发向后梳,头前顶已开顶见光,门齿不密,齿缝呈黑色。当时他不过四十七八岁,较年龄苍老得多。见面后,张介绍坐在他左边的一位中年妇女,才知道是当年名噪北京的赵四小姐,她着灰布旗袍,短发及颈,着布便鞋,丝毫未加修饰,当时她正在纳布鞋底。
后据刘专员告诉岳将军,自息烽以来,赵即伴随张学良,未有怨意。她渡此生活而甘之如怡,想象以前的闺秀名花,看看当时荆钗布裙的同一赵四小姐,实令人钦敬。
同去的警备总司令部高级参谋陆大同期同学傅砚农(贵州开阳人)在息烽就见过他们,所以见面后谈话较多,傅会作诗,以前和张、赵有过吟和。他们偶也谈到和唱过的诗中的一句两句,这样气氛也渐渐自然,陌生的岳将军,也感到有话可谈了。谈问的无非是有关张的日常生活情况。从张的谈话中知道他在读研明史,报纸是一二种当时国民党的党报,要隔几天才能看到〔由运食物车带去〕。另外没有任何读物。明史是蒋介石指定他研究的,报纸也是指定的,当然不会给他无线电设备收音机之类。那里无电气设备,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张告诉他们,生活很有规律,入夜睡得很早。除读书练字外,打网球、洗温泉,附近里外散步,生活过得还好。其它由张说得较多,主要是谈他父亲张作霖与日本人折冲斗争的情形实况,记得对郭松龄倒戈,皇姑屯事件谈得较详,他的谈锋也健,余则一概没有涉及。
井上温泉在四周约二里多的山谷里,有宽约二十多米的小溪横流,温泉在溪流的北岸,为天坛式建筑。温泉左侧有一硬地网球场,场的左后即为张的住所。日本式建筑,三开间,前后不过住房六间,尚称精致。厨房在房后。屋的右后有一排平房,还有草房两大间,住的是监护张的宪兵连,张平时打网球就由宪兵陪他。屋后就是从低浅而渐高的重山了。溪流南岸空地幅员较北岸为狭,山势也较陡急,两岸山与山之间,架有横流而临空的板道索桥,长达百余公尺,俯视十余米以下的深溪,不禁心悸。但见高山族土人,背负柴草,过桥如履平地。在溪旁有柳成荫,房舍四周,也多灌木,山间野花不少,缤纷满目。谈到这温泉的自然环境,倒颇清幽,但联系社会环境则不缔鬼域愁城,实不胜为张哀叹!
晚饭前,张学良陪他们去访的三人打了一场网球。晚饭备有酒肴,同席为张、赵、傅和刘专员两夫妇及其六七岁的小孩。张、赵喝得不少,席间他俩和傅又有新作吟唱,赵小姐也谙韵律,即席也赋得一首。晚上他们在温泉洗浴,泉水甚沸,确无硫磺气味。当晚就住在那里。
翌日早餐后,岳将军即和傅高参同返新竹。临行时与张、赵告别。他俩有不胜依依之情。他们与岳将军和傅高参并无深交,岳将军是陌生的,但长年累月中偶得一二来访,确可慰藉他们的寂寞时光,不由得不流露其感慨之真情。
此后直到岳将军的部队于1948年初由台湾调苏北一段时期中,莫德惠曾三上温泉,来往必经新竹,岳将军也必尽东道主之谊。
1948年9月,岳将军调任参谋总长办公室少将高级参谋。
1949年1月1日,经国民政府总统蒋核定,国防部人事命令第一号,任命岳星明任参谋总长办公室少将副主任。
1949年5月15日,国防部兼部长何应钦在广州发布国防部人事命令第九十八号,任命岳星明任国防部副官局少将局长。国防部副官局主管国防文电总收总发、任官任职、颁发勋奖等重要工作。此时,岳将军寓居上海,位于霞飞路(今淮海路)的民革地下党联络处华盛顿公寓,这里是民革地下党员李乙尊的家,李乙尊是岳将军的舅父,是上海名流,与民革主席李济深交往颇深。1948年夏李济深的长子李沛钰被国民党通缉,处境相当危险,在李乙尊等民革地下党员的帮助下,终于搞到了英国泰古轮船公司的船票,才得以安全离沪抵港。李乙尊之父曾任安徽省提督,本人与政界、商界都有联系,喜好京剧,习唱老旦。岳将军本想脱离军界与舅父李乙尊合营经商。受民革主席李济深的指示,才前往广州任职,想在短期内争取一个军的实力。
1949年7月,国防部西迁重庆,参谋总长顾祝同命岳将军统带国防部五个厅、七个局的总务处长先飞重庆,策划布置国防部设营问题。任命岳将军为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副主任。当时的主任为钱卓伦,另一副主任为车藩如(为陆大十一期同学)。
岳将军到达重庆后,立即前往拜见杨杰将军,以后经常与杨将军深谈。期间几次见到民革川康分会的领导人周从化(四川新繁人,陆大特二期)、王白与等。1949年8月民革川康分会的领导人周从化、王白与等被捕牺牲,杨杰将军紧急约见岳将军,告诉他:自己是民革领导人之一,与李济深早有联系,此时活动困难,已被特务软禁监视,急于离开重庆,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已经通过晏勋甫安排好,搭乘运银圆去昆明的飞机,由于特务盘查极严无法去重庆白市驿机场,问岳将军能否相助。
岳将军想:这绝非小问题,杨将军如此信赖自己,推心置腹、毫无隐讳,过去得杨将军栽培提携才有今天地位,如今仗持自己是顾祝同的亲信,一定要帮助杨将军安全登上飞机。岳将军当时有三辆汽车,一辆是国防部副官局配的雪拂莱、一辆是参谋总长办公室配的福特,还有一辆是在上海自购的吉普车,考虑再三,为了不惊动官方,同时自己的司机比较可靠,决定用自己的吉普车亲自护送杨将军去机场。
1949年9月的一天凌晨3时,岳将军来到杨将军住处,亲自扶杨将军下楼上车,4时出发驰往机场,因为吉普车有国防部的通行证,通过重重关卡,杨将军没有露面,顺利进入机场登上飞机飞往昆明。为感谢岳将军,杨将军让岳将军搬到两路口82号杨将军的公馆居住。不久,传来杨将军在香港遇害的噩耗,岳将军不胜悲痛。
1949年11月,岳将军随国防部经成都去昆明,12月,率国防部副官局官员百余人连同部分人事档案在昆明起义。
1950年夏,云南军区转给岳将军中央军委电令,调南京军事学院任教。
1958年秋,岳将军转业到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后特邀为省政协委员、常委。撰写了《浙赣战役回忆》《有关“皖南事变”阴谋的回忆》《顾祝同的反共军事阴谋》《回忆杨杰老师——执教陆大和逃离重庆始末》《关于陆军大学从北京南迁的情况》《二十三集团军出川抗战概述》《忆1939年的“冬季攻势”》等大量文史资料。
1995年5月15日,岳将军去世,享年87岁。
纵观岳将军的一生,前半段,为蒋家王朝效命,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出了大力,执教陆大为抗战培养了一批高级军事人才,在抗日战争中率部为国家和民族英勇奋战立下了一定地功勋。在“皖南事变”中运筹帷幄、调兵谴将,把一个高级军事参谋人员的谋略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台湾“二、二八事变”后,率部参加清剿、绥靖、清乡,为蒋家王朝退踞台湾打下了基础。在历史的分水岭上,高举义旗奔向光明。在杨杰将军应邀参加新政协大会被特务追杀的紧要关头,毅然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杨杰将军飞离重庆,为民革做了益事!解放后执教南京军事学院,为解放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军事人才,为我军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转业后从事人民政协工作,撰写了大量文史资料,深刻总结了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和历史真相,为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岳将军是一个真正的军人,是一个真正的高级军事人才,是一个军事家、教育家,我由衷地敬佩他!


傅秉勋(1906—1952),原名天杰,四川 仁寿人,佃农家庭出身。国民党陆军少将,中央军校第五期步科、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二期毕业,川军将领。后因兵败自杀,被台湾国民党当局追赠为中将。

早年在国民革命军第20军任职,后投考 黄埔军校,毕业后入20军郭汝栋部任职,1929年曾加入中共,1930年因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4期学习脱离组织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退学回国,抗战爆发后任第43军26师76旅151团团长,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任第28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1940年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副参谋长,1943年任第21军147师副师长,1944年8月任第21军147师师长,1948年任第110军104师师长,同年9月22日叙任陆军少将。1949年12月拒绝参加起义,1950年任川康青边区人民反共突击军副总指挥兼第2纵队司令,1952年9月26日在四川黑水兵败自杀身亡,台湾国民党当局追赠其为中将。

傅秉勋(1906~1952),四川仁寿县人,黄埔五期。1949年,傅任国民党一〇四师少将师长。解放军入川后,傅秉勋与在靖化一带的军统少将周迅予靠拢。周迅予正在懋功、靖化顽抗,台湾当局封他为“川康边反共突击军司令”。

傅秉勋于1925年考入 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后,曾任胡宗南部排长、连长、营长直到升任少将师长,后转赴四川军阀杨森部出任军长。两年前,他眼见时局维艰,又与四川军阀杨森交恶,一气之下将军费席卷一空,不告而别。蒋介石大为震怒,开除其黄埔学籍和国民党党籍,国民政府也以“携款潜逃罪”而通缉他。

1950年3月,傅秉勋窜逃到 川西,策划国民党夏斗枢部两个已经起义的师叛乱后不久,即被川西军区剿灭,傅秉勋逃出。后与军统成都站站长周迅宇等三人结拜为兄弟。经周迅宇向毛人凤疏通,台湾不但撤销了对傅秉勋的通缉令,恢复其黄埔学籍和国民党党籍,还来电加封他为“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249路中将副总指挥”,成了周迅宇的“得力助手”。

面对解放军的强劲攻势,周迅宇打算长期潜伏下来,傅秉勋却坚决反对。他认为黑水地区民风强悍,道路艰险,加之地处甘、青、川三省边界,进可攻、退可守,是一块天然的“游击根据地”。两人矛盾无法弥合,傅秉勋用武力胁迫绑架了周迅宇的报务组长袁正宏,偷走电台,带着一些残部,制造了“马尔康血案”后,径奔黑水而去。傅秉勋窜到黑水后,致电台湾。同时,他自我转正,打出“中将总指挥”的叛旗,扩充实力,很快聚集到3000名残匪,对外号称拥有10万余人枪。

黑水的藏族头人苏永和面对共产党大军压境,本来采取了骑墙态度。他的藏名是道尔吉巴桑,原为黑水沟半头人。经过20多年的残酷厮杀,他最终成了黑水地区藏族最有势力的大头人。清乾隆皇帝颁给原黑水最高统治者 梭磨土司的金印,虽已落入苏永和手中30余年,但国民党中央政府一直未予承认。大西南解放后,这个黑水头人怀藏金印,取悦两端。他一面收容傅秉勋叛匪,一面接待中共茂县地委派往黑水的工作组人员。

6月16日,黑水芦花官寨。傅秉勋收到蒋介石的册封电报后,立即向苏永和宣读、祝贺。次日,铁心跟着傅秉勋叛乱的苏永和扣押了以戈一为组长的茂县地委驻黑水工作组,查封了工作组的电台和武器,彻底投向了国民党残匪的怀抱。

黑水头号匪首

黑水头号匪首是 “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249路中将副总指挥”傅秉勋。

傅秉勋毕业于 黄埔军校第五期,是蒋介石的“门生”,先后在胡宗南、杨森的手下任过师长和军长,官至少将。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傅几次转投靠山,两次携款潜逃。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将其列为通缉犯,甚至把他从 黄埔军校的名录中除名。

成都解放后,傅秉勋私藏千两黄金逃到阿坝地区的靖化藏区。在那里他遇到了国民党某师残部400余人。傅亮出自己的军衔和黄金,遂成了这支残兵的“司令”,并与台湾取得了联系。

蒋介石获知傅秉勋在大陆后方拉起了一支队伍,大喜过望,不但收回了通缉令,还电命傅秉勋为72军军长,官升中将。傅秉勋以400余人枪为资本,收罗各种社会渣滓,成了匪患力量的主要军事指挥者。

其二是周迅予匪帮。

黑水问题解决了,但是雪山草地的匪患并没有根除。傅秉勋之外的两大匪首周迅予、何本初不见踪影,从西北地区窜逃到阿坝草地的马良匪帮又在蠢蠢欲动……

马良是西北军阀马步芳的族叔,曾任马家军团长。西北解放后,马良纠集匪特两次在甘肃省和政县南乡进行武装叛乱,被击溃后,便窜至川甘边境草地,扩大武装组织,并派马得福、马硕卿到黑水与傅秉勋联络。两股匪帮很快沆瀣一气。

马良匪帮通过傅秉勋得到了电台,并与台湾建立了联系,成为蒋介石集团豢养的另一股反动军事力量。随着傅秉勋匪帮的覆灭,蒋介石集团加大了对马良匪帮的支持。从1952年7月至1953年3月,台湾先后给马良空投8次,空降了16名特务和大量军用物资。接得台湾空投之后,马良愈加嚣张,扬言要发展兵众10万,在川甘青建立黑水之后的第二个“陆上台湾”,作为反攻大陆根据地。

围剿黑水匪帮

7月20日早晨7时,围剿黑水叛匪的总攻号角吹响了。东、西、北三线解放军按预定部署同时出击。

傅秉勋看到大势已去,带着自己的人马溜之大吉。苏永和走投无路,最终下山投诚。

8月16日,傅秉勋虽被解放军独4团一个连队发现,但傅带卫士陈万林逃脱。

随后,傅秉勋和陈万林被几个牧民活捉。那个地方名叫“安曲独马寨”。第二天,独马寨的土司下令将两人绑送到查理寺贡汤活佛处。贡汤活佛是个爱国的上层头人。傅秉勋刚到黑水时,曾谋划刺杀他,两人仇恨较深。9月26日早上,距离查理寺还有15里时,傅秉勋从押送自己的藏民交谈中发现,是要把他交给查理寺的贡汤活佛。傅秉勋吓坏了,走到一条小溪边,傅秉勋故意栽倒在水中。溪水只有齐腰深,当时只要拉他一把,便可得救,他自己也完全可以站起来。但傅秉勋不一会儿竟淹死了。

当时,傅秉勋化名“唐有余”,陈万林化名“陈志先”。傅秉勋淹死后,陈万林被转押到了阿坝。剿匪部队得知这一情况,一面打捞出尸体,一面电告前指。前指参谋都爱国见电报后,纳闷很久,查遍3000余土匪名单,并无“唐有余”这个人。后据陈万林交代,证件是台湾伪造的,“唐有余”就是傅秉勋。为了保险,都爱国又反复对比照片,最后综合各种情况,认定“唐有余”就是傅秉勋。

1952年9月23日16时,黑水剿匪前指正式向川西军区、西南军区、中央军委、党中央发出黑水剿匪战役取得胜利的总结电报。此役,共歼匪3600余人,缴获枪支4500余支、六○炮9门。蒋介石建立“陆上台湾”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马国荣,字用宾,回族,信伊斯兰教,中国国民党党员。

1903年8月8日(光绪二十九年农历癸卯六月十六日)生于四川省西昌市(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石塔街25号)。

1928年起,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第一旅(旅长唐式遵兼)第二团(团长刘兆藜)少尉排长、中尉连长等职。

1934年,任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第三旅(旅长刘兆藜)第八团(团长林绍成)第一营少校营长。

1935年1月,参加“围堵”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

1935年9月,入峨眉军官训练团第二期步科毕业。

1935年10月,任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第四师(师长范绍增)中校副官主任。

1936年8月,任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第一四六师(师长刘兆藜)第四三六旅(旅长廖敬安)第八七二团(团长林绍成)中校团坿兼第一营营长。

1937年11月,任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第一四六师(师长刘兆藜)第四三六旅(旅长廖敬安)第八七二团(团长林绍成)中校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参加南京保卫战之广(德)泗(安)战役。

1938年4月,参加武汉会战之安庆、潜山、马当、湖口战役,因“指挥得当、英勇顽强”受表彰。

1939年7月,任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陈万仞)第一四六师(师长周绍轩)第四三八团上校团长,在长江中游芜湖至湖口一线,掩护海军布雷大队(队长林遵、郑天杰)在长江中游布雷,炸沉炸毁日军舰艇一百五十多艘,获甲种二等陆海空奖章、甲种二等干城奖章。

1941年1月,率部作为预备队,参与“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未直接作战。

1942年5月参加浙赣会战,率部对日作战,“与日军多次肉搏拼杀”,在浙江兰溪派第一营营长阎哲明率部掩护独立工兵第八营(代营长黄士伟)布雷,炸死日寇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日军战史(日本防卫厅战史会《昭和十四年的日本陆军》)称为“明治维新建立日本新式陆军以来,在战场上战死的最高指挥官”。

在任第四三八团团长期间,该部军纪严明、作战英勇,被称为第二十一军的先锋团、英雄团(台湾著名军旅作家、第二十一军老兵张拓芜《代马输卒再记》)。在浮梁(今景德镇)休整时“除派一连担任警戒外,任何官兵不得随意外出,损坏老百姓用具照价赔偿,部队开拔时,派副官征求百姓意见”(《景德镇文史资料——抗战期间浮梁的驻军》)。

1944年6月20日,任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雨卿)第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副师长兼第四三八团团长,参加龙衢战役。

1945年5月,参加孝丰战役、第一、二次天目山战役,与新四军粟裕部作战,任左侧掩护队长。(《新四军文献(4)——浙西天目山地区反击国民党军第三次战役情况报告》粟裕、叶飞)。

1945年8月,率部从日军手中收复镇江丹阳县城。随后,奉命进驻上海,成为上海卫戍部队,隶属于汤恩伯第三方面军。

1945年10月10日,获颁忠勤勋章。

1946年3月9日,叙任陆军上校。

1946年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

1946年6月任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第一四六旅(旅长岳星明)副旅长《上海地方志——军事志》。

1947年3月,台湾“二二八事变”后,任台湾新竹第一绥靖分区司令。负责指挥师直属部队、宪兵队、警察局进行绥靖、清乡,全权处理被俘人犯,大部分取保释放,其余送交法院。《台湾二二八事变档案——整编二十一师一四六旅绥靖计划、报告》。

1948年2月入中央训练团视察人员训练班第一期毕业,任国民政府主席(总统)特派战地视察第九组少将视察官,派驻西北战场。

1948年8月9日,在西北战场澄郃战役视察整编第三十六师作战时,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二十八旅旅长李规(民革地下党员)故意放弃阵地,整编第三十六师被包围,马国荣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二纵(司令员王震)俘虏。

194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报道“国防部战地视察官马国荣被俘”。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转发《西北野战军关于处理俘虏经验的报告》》文件中,称马国荣被俘后“所写整编二十一师材料,对苏北战场(当时正值淮海战役,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原整编第二十一师)隶属于淮阴第一绥靖区)具有相当参考价值。”

1949年1月,被解放军释放(或派遣)去成都,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件,1948年后根据中央军委文件规定,被俘军官“一个不放的原则”,如要释放或派遣,需经西北局批准。

1949年2月,原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一四六师团长左骧通知马国荣家属,称:马国荣1949年2月7日,在成都患阿米巴痢疾病故,葬于成都凤凰山机场附近。解放后组织上和家人没有找到坟墓,参加安葬马国荣的人全部死去,左骧被镇压。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和马国荣一起被俘的整编第三十六师政治部主任陈定少将回忆:被解放军派回去策反的人都被胡宗南带到成都杀害了,只有他一个人在同乡的帮助下逃出,策反了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起义。

国民党第二十一军渡江战役中,在靖江八圩、江阴起义一个团,投诚二个团,约七千人;上海战役国民党第二十一军一四五师、一四六师投诚一万五千人,二三零师投诚九千五百人(师部一千五百人,水厂、电厂八千人)。剩余八千人经过舟山群岛,退到台湾,被陈诚留下四千,充实到第五十二军。剩下四千转进到四川,重组第二十一军,最后在成都大邑起义。

2005年9月9日,马国荣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颁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何聘儒,任二十一军王克俊部四三五团上校团长,驻江北八圩港。四三五团是主力团,有3千兵力,蒋介石把它部署在这里,为抵制解放军渡长江。驻长江南岸江阴要塞的上校大队长汤秉琳,是何聘儒的黄埔同期同学。他俩交好,经常过江往来,甚至互相调剂军饷。一次搓麻将时,汤对何说:“何兄,这个时世你自己要留意,要心中有个数呀,别做殉葬品啦。”何聘儒心中有数,暗地在读新华日报,听延安广播,他在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中,抉择走光明之路。

1949年4月2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百万雄师西起湖口东至江阴强渡长江天堑之时,何聘儒率部四三五团全团及四四四团一个营、四三四团直属部队等5000余国民党官兵,与南岸江阴要塞汤秉琳部一起起义,迎接光明。陈粟大军就从这个缺口,浩浩荡荡过大江。23日,南京获得解放。

何聘儒起义后,受我三野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将军派遣,返川做他老长官国民党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工作,策动他起义反正。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彻底崩溃,乱世之秋,乘何聘儒起义身份尚未暴露,195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派遣他去香港执行特殊任务。何聘儒坚决执行命令,受总政联络局的一位副局长直接指挥。1953年2月,何聘儒再次受命去香港。他在港先后工作了5年。

据何聘儒回忆,他在香港的身份是港警第5区户籍干事。第5区就是当年名噪一时的调景岭。从大陆逃出来的国民党官吏、落荒军官、亡命地主、破落豪绅,都汇聚到这里,伸长脖颈等待台湾来收容,因此有人用它的谐音,挖苦为“吊颈岭”。当然也有我方派遣特工人员从这里进入台湾的。何聘儒的起义身份尚未公开,这位跟随过郭汝栋、刘多荃、王铁汉、陈安宝、王克俊五位国民党军军长的资深校官,利用他黄埔袍泽关系,监视国民党军高级军官流台动向,掩护我地下特工打入敌方,发挥了旁人不可替代作用。几乎每一个月,何聘儒都按预定的接头时间、地点,用特殊方式向他的单线联系人传递情报,接受指令。在调景岭这块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地界,何聘儒着意扮作灰色角色,任何一方都不得罪,因此当地的烂仔也道一声“何哥是个好人”。1957年,何聘儒在香港发展了他的一位部下原国民党军团附。这位江西老表又去发展他的同乡,一不小心,暴露了。这下惊动了台湾保密局,发出密电:“何聘儒已叛逆,共敌已钻进我心腹来了。”我方迅即命令何聘儒撤退。何连警服也没来得及脱,潜返广州,平安归队。

何聘儒归队后,得到解放军总政通报表扬。

何聘儒于1957年从北京总政转业,中央统战部安排他到杭州(他夫人是杭州一中图书馆馆长),参加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当时被评14级(行政),但他并不计较职位高低,从财务、总务工作做起,扫地、倒痰盂的活都干。每天一早,拎着个饭盒,从老贡院(杭一中)出发,走小巷穿大街,步行到六公园“美孚公司”大盖顶楼房(时省政协办公楼),踏踏实实地工作着。

改革开放后,他被任命为省政协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吴泽炫 少将。号叔炯,广东琼东人。中央军校第11期步科毕业。曾任第49军79师235团上校团长,参加辽沈战役,1949年任第21军少将参谋长,同年12月21日在四川大邑参加起义。
许照(1902--1959)少将。字光千,江苏江阴人。黄埔军校第6期步科、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4期毕业。1948年11月任21军第203师少将副师长,1949年5月27日在上海投诚,后化名许立新,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1957年被捕,1959年4月14日被处决。
廖泽(1890--1952)中将。字海涛,四川江津人。长期在川军任职,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5师师长,1930年任第21军模范师第3旅旅长,1933年任模范师副师长兼旅长,1935年兼任四川南岸剿匪军第3路指挥,1936年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少将高参,1937年10月任四川省第15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0年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49年11月任重庆卫戍总部反共保民军第2军军长,1951年在重庆被捕,1952年被处决。
廖敬安(1899--1987)少将。四川开县人,生于1899年5月1日。长期在川军任职,曾任第21军4师11旅3团团长,1932年参加围剿湘鄂西边区红军,1934年任第21军4师11旅旅长,参加追堵长征红军,1935年10月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模范师3旅旅长,抗战爆发后任第21军146师436旅旅长,参加广泗战役,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任第21军148师副师长,1943年9月任第50军148师师长,1946年5月任整编第25师148旅旅长,1948年冬任国防部少将部员,旋离职回乡,1949年9月任四川省两开、城、巫四县联防清剿指挥官,10月兼任四川省开县县长,12月5日在四川开县起义。后任四川省川东人民行署林业局局长,四川省万县专署副专员,万县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万县市委主委,民革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87年10月2日在四川万县病逝。
廖开孝 少将。四川重庆人。1925年任川军第9混成旅骑兵团团长,1932年任第21军4师11旅少将旅长,参加围剿湘鄂西边区红军,1949年11月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反共保民军第1师师长,11月27日在重庆参加起义。后因组织暴乱被处决。
范子英(1885—1953)生于1885年4月(清光绪十一年)。四川资阳人,原名范世杰,以字行。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兵科毕业。讲武堂毕业后服务于川军第4镇、川军第4师。1913年8月第4师改称第2师,任第4旅8团2营营长。1916年1月第2师扩编为四川护国军,改任第2路3支队3营营长。6月所部改编为川军第1军,任所属川军第2师骑兵团营长。1918年2月骑兵团扩编为川军暂编骑兵独立旅,升任第2团团长。7月骑兵旅第2团改编为北洋陆军第21师第41旅82团,仍任团长。1921年5月第82团改编为四川边防军骑兵团,仍任团长。1923年3月骑兵团扩编为边防第6混成旅(旅辖两团),升任旅长。1926年1月边混6旅改称边防第3混成旅,仍任旅长。12月边混3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2军第2师(师辖三团),升任中将师长。1930年2月第2师改编为第21军独立第1旅,降仍任中将旅长。11月独1旅改称第21军教导师第2旅(旅辖三团),仍任中将旅长。1935年11月升任川军暂编模范师中将副师长。1936年2月26日叙任陆军少将。10月模范师改称为第144师,仍任中将副师长。1937年12月升任第144师(师辖两旅)中将师长。1940年1月30日升任第50军(辖第144师、第148师、新编第7师)中将军长。12月2日晋任陆军中将。1943年1月调任军事委员会参议。1946年7月31日退役后在重庆经商。1953年3月卒。
薛奉先(?--?)少将。四川荥经人。第三戰區將校團,中訓團將官班,曾任第23军148师434旅866团上校团长,抗战爆发后参加南京保卫战,1939年任第21军147师少将参谋长,后任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1946年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9月任四川省邛崃县县长,11月底兼任反共救国军邛崃司令部司令,12月初兼任邛崃、大邑、蒲江、名山四县山防总队总队长,12月底在四川邛崃被俘

彭诚孚(1887—1948)四川巴縣人。名彭韓,字誠孚,陆军中将,保定军校第二期步科毕业,曾长期在川军邓锡侯部任职,1929年转投刘文辉部24军,1933年“二刘争川”战争后转入刘湘部21军,1935年10月,任21军暂编第2师师长。1936年所部改称162师,仍任师长,2月26曰叙任陆军少将,10月28日晋任中将。抗战爆发后,所部改隶44军,出川抗战,1938年4月任44军副军长,后代理军长。
田钟毅(1895--1972)号冠五,云南漾濞人。陆军少将,云南讲武堂第四期、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七期毕业,曾任驻粤滇军第5旅10团团长,1924年任云南陆军第9混成旅旅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8军1师师长,1930年任第24军4师14旅旅长,1933年任第21军独立2旅旅长,1936年任独立第13旅旅长,2月27曰叙任陆军少将。抗战爆发后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年任第50军新编7师师长,1943年9月任第50军军长,1946年任第25集团军副总司令,1947年任国防部中将部员,1948年加入民革,1949年2月任民革川康委员会执委,12月在成都参加起义。后任川西人民行署监察委员,四川省政府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
张斯可(1882—1961)名再,四川资中人。陆军中将,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曾任四川新军下级军官。1921年任川军总司令和四川省省长刘湘驻北京特派代表,1924年7月25日,由北洋政府授陆军少将衔。1932年任第21军教导师师长,1936年任川康绥靖公署顾问,抗战爆发后任川慷绥靖公署恶化四川省政府联合办公厅主任,1938年5月任第78军军长,1939年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高参,1946年7月31日叙任陆军中将。1948年任四川省政府顾问,1949年12月9日在四川彭县参加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四川省政协常委,1961年病逝成都。
周从化(1895—1949)字继金,四川新繁(今新都县)人。陆军少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毕业,生于新繁高宁乡,14岁辍学从军,1917年升任排长,入刘湘主办的军官传习所学习,毕业后任川军刘成勋部连长,后升为支队长。刘成勋兵败下野后,于1931年转任刘湘部参谋,后任第21军3师24团团长。1934年入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毕业后返回刘湘部,任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少将参谋处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第七战区参谋处长。年底任23集团军代参谋长。1938年1月任川康绥靖公署参谋处长,1941年任成茂师管区司令,后任剑平师管区司令、潼蓬师管区司令,1944年加入民盟,1946年任第28军官总队中将队员,1948年任国防部战史编篡委员会委员。1948年加入中共。,1949年2月任民革川康分会秘书长兼自卫军总司令,在四川做策反和起义准备工作,8月20日被国民党逮捕,11月27日在重庆被国民党杀害。1950年被川西人民行署追认为烈士。

彭焕章(1895—1971)字光汉,四川永川人。陆军少将,四川陆军军官传习所毕业,1932年任第21军1师1旅旅长,1938年任第56军164师师长,1939年11月13日叙任陆军少将。1944年3月加入民盟,1946年5月任整编第56师164旅旅长,1947年1月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少将高参,不久调任重庆行辕少将附员,1948年任四川省第6区(宜宾)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12月11日在四川宜宾起义。后任川南人民行署农林厅厅长兼水利局局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内江专区副专员,四川省政协委员,民盟四川省委主委。1971年12月3日在四川内江病逝。
罗君彤(1892—1969)四川营山人。陆军少将,早年加入川军范绍增部,1920年任川军第1军6师副团长,1923年任川军第2军4师8旅副旅长,1924年2月任川军第9混成旅副旅长。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1 军4师副师长,1930年参加围攻洪湖革命根据地,1933年参加围攻川北苏区红军,1936年2月26日叙任陆军少将。1937年6月任川康绥靖公署高参,抗战爆发后任第88军新兵处处长,1938年春任第88军副军长,出川参加抗战,1940年兼任第88军新编21师师长,1942年参加浙赣会战,1949年9月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独立第361师师长,12月22日在四川什邡起义。
杨勤安(1890—1962)字汉淮,四川峨边人。陆军少将,四川陆军传习所第三期步科毕业,生于1890年9月7日。1926年5月任四川边防军第1师1旅2团团长,1928年任第21军独立团团长,后任第21军3师9旅旅长,1936年任第161师483旅旅长,1938年10月任第44军150师师长,1940年7月19日叙任陆军少将。1942年10月任第44军副军长,1944年12月兼任顺营师管区司令,1949年5月任新编第9军中将军长,12月任西南第1路游击总部第4军军长,12月25日在成都起义。后任解放军西南军区高参。
范楠煊(?—?) 四川大竹人。陆军少将,系范绍曾之侄。1932年任第21军4师独立旅旅长,曾参加围剿中央苏区,1936年任独立第12旅少将旅长,1938年1月任第72师新编14师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49年11月任国防部挺进军副总司令,12月12日在四川渠县参加起义


侧栏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