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被江青整倒后华国锋称其有问题


陈先瑞文革”中留下的政治尾巴一直没有结论,并且在一次中央的重要会议上,华国锋将陈先瑞作为“有问题的人”而公开点名,

纷乱之中,开国中将陈先瑞身陷惊涛骇浪

三十多年前的“庐山会议”后,由于寓于当时政局中的纷乱迷离,加上“文革”时期的特殊政治气候和后期“四人帮”集团的挤压,使得党内一大批老同志被错误地定性和打击。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便是当时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这位在1975年就已经主政了北京军区达14年之久的开国中将,竟然身陷惊涛骇浪之中;一夜间里他被逐离京城,贬至偏远的成都军区。直到拨乱反正后,才洗雪明冤,重新获得正确评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50年12月,陈先瑞奉命抗美援朝,在西安与朱德(中)、杨得志(右二)等领导同志合影留念。照片前排右一为陈先瑞。

批林整风时被诬为“副窝主”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从北京出发,登上专列,开始巡视大江南北。

事后披露,毛泽东此次出行的主要目的,实则是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对自1957年反右后,林彪集团的坐大和急于逼宫夺杖,毛泽东洞若观火。

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悄然回到北京。图穷匕现,林彪惊恐万状,知其不可为,遂在次日,由北戴河乘坐三叉戟专机仓皇出逃。

陈先瑞的人生航船再次驶向波涛汹涌中。

9月13日凌晨,陈先瑞得知了林彪出逃的消息。

9月18日,中央正式发文传达“林彪出逃”的通知,接着,全国上下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整风”运动。

客观而言,开展这场运动是及时和必需的。但是,由于处在“文革”的特殊年代,加之“四人帮”的干预和插手,一时间弄得人人自危,错综复杂。

陈先瑞在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运动中,被人无限上纲,同林彪牵扯上了。这期间,毛泽东南巡时《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印发后,上面公开提到:庐山会议上的华北组二号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简报。

此文一出,北京军区白切问题变得严重了,运动中批判的规模、声势就更大了。北京军区的原主要领导郑维山、陈先瑞再次被推至前台,几乎绑上了“祭坛”。

郑维山被诬为“山头主义窝子里的窝主”,陈先瑞是“副窝主”。

那段时间,白天大会小会批,晚上挑灯夜战写检查,陈先瑞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

“文革”中,他和郑维山与林彪有过接触,不过,仅是限于工作上。对此,陈先瑞事无巨细,认真回顾了他同林彪的五次接触。

第一次是1967年5月,他与郑维山同去林彪处取回题写的《战友报》刊头,自然而然说了一些人之常情的感谢话。其次是该年11月,两人联名向林彪汇报“三支两军”的工作情况。第三次是“九大”期间,参与了林彪的集体接见,第四次是1969年10月14日,他和郑维山原来打算陪林彪查看地形,后因故作罢,由林彪在其家中问他们宣布取消。最后一次则是1970年7月,他和郑维山共同向林彪汇报北线设防问题。

上述五次,皆有记录,存档可查,内中并无不轨和出格的内容。至于与黄、吴、李、邱等人,除去工作上的接触外,根本没有任何私人关系。

然而,事与愿违,当陈先瑞费尽口舌,用尽笔墨,将这些情况、个人检查以及与林彪谈话记录交给中央专案组后,一些人抓住症结不放手。所幸,关键时候,周总理出面说话了:“陈先瑞历史上没问题,他的检讨也是真诚的。”

这样,他总算勉勉强强过了这一关。不久,“批林批孔”的运动来了,陈先瑞在劫难逃,他得罪了炙手可热的“文革”权贵——江青。这一次的后果,导致了他最终被贬至了成都。

陈先瑞被迫作了检讨。

1974年初,刚刚从林彪事件中勉强过关的陈先瑞又迎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批林批孔。殊不知,“文革”旗手江青像一尊神一样,掺和了进来。

当时,北京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直接插手,陈先瑞在这次运动中,被算了一次总账,检查了14个方面的所谓错误。以后,在数次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再找碴说陈先瑞的不是,甚至还在一封信中批示道:“陈先瑞不带头批林批孔,不作自我批评,把矛头指向群众,借批林批孔发牢骚。”

不久,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江青批评道:“陈先瑞不批林批孔,历史上也有问题,要审查。”

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帅,得知陈先瑞的处境后,明白江青欲整倒陈先瑞而后快,加之华北组二号简报的问题一直纠缠不休,他尽力保护陈先瑞。

1975年10月30日,陈先瑞在事先毫不知请的情况下,被突然通知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兼党委书记。陈先瑞获悉后,一时间胸垒难舒,但避祸远走,经略边地,也是一种幸事。

临去成都前,叶帅约见他谈话,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要少说话,慢表态,多听多问,多了解请况。”同时指出,当时成都军区的主要领导者犯有严童错误,要同他搞好团结,干好工作,但又不能走得太近。

10月23日,陈先瑞正式告别北京,同赴京与会的四川成都军区领导人赵紫阳、秦基伟、刘新元一起乘机抵至成都。

心若止水后的冷静反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陈先瑞被任命为兰州军区顾问。但其“文革”中留下的政治尾巴一直没有结论,并且在一次中央的重要会议上,华国锋将陈先瑞作为“有问题的人”而公开点名,尤其令陈先瑞震惊的是,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纲领性文件中,他及“华北组二号简报”的问题作为路线错误被公然写进了其中。

1979年4月,陈先瑞经过两三个月的认真回顾和总结,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纪委呈递了一份报告,报告中,他实事求是地检讨了自己10年动乱中说过错话,办过错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他对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和中央文件的一些说法提出了意见,并请求中央对其重新审查,给予公正的结论。可是,报告递交上去后,石沉大海,终不见一点回音。

不久,主持军委不作的杨尚昆、余秋里相继找他谈话,两人都明确表示,军委和总政经过调查,认为陈先瑞在党内的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没有严重错误,也没有其它严重问题。

十二大召开时,胡耀邦专门讲了他的问题。他说,陈先瑞同志在我军历史上是有贡献的,特别是在陕南独立坚持游击战争时,是很有影响的,在“十年动乱”中的表现是很清楚的,本人对经验教训总结是深刻的。对他的工作安排中央有考虑。

随后,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原准拟让其到人大或政协担任职务,考虑到陈先瑞的年龄及身体状况,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又作罢。

陈先瑞释然于怀,组织上对他的问题,虽然没有公开明确说法,但中央和军委领导对他的认识是明确的。l985年,北京军区专门发出文件,对他和郑维三的问题,进行了澄清,明确指出,两人在“文革”中被错误划线和站队,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

拨云见日,一直纠缠不清的所谓历史问题总算从落石出,有了正确的说法。

1981年陈先瑞离休去职。晚年他一直寓居北京,平静地度过了16年时光。1996年,因患心脏病,溘然辞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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