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心


诗人之心

——根据2008年“太行山诗会”即兴发言稿重新整理

沈浩波

最近,关于电影《南京!南京!》,知识界有很多声音,诗歌界也有很多声音,而在这两种声音之间,我看到了一种微妙并且深刻的分歧。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以及众多拥有广泛传媒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这个电影的赞赏。而在诗人中间,对于这部电影的愤怒和质疑却更多。这恐怕已经很难用“左”和“右”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来理解了。

由此引发了我一直在思考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已经思考了十几年的一个老问题。但这个老问题最近我又有些更坚定的新的认识,尤其是在《南京!南京!》这个电影上,我看到了来自很多杰出诗人的愤怒,这是我仅仅看到的,唯一的一个文化群体的愤怒。从各种相对偏公开的这种声音里,只有诗人在对这样的一个影片表达羞耻感,我记得诗人侯马给我发了一个短信,我接到这个短信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看这个电影。侯马是一个很温文尔雅的人,但在短信里,非常急赤白脸的,很愤怒地说,我们要坚决抵制,他用了一种很愤青的语言,甚至一种很不成熟很幼稚的的话语方式,说我们坚决抵制《南京!南京!》这样一部汉奸片。侯马的短信让我对这个电影有了第一次的感性认识。这是一种可以令我在直接上信任的声音,这源于我对侯马这样一个现代诗人,这样一个具有现代文化认知能力的诗人的一个本能的信任。然后我就立刻在网上查这个电影的相关资料。确实它是以一个日本兵的角度来看待这样一场战争,并且这个日本兵后来还有一个很强烈的忏悔。那么陆川的意图呢,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陆川到目前为止都是洋洋得意的,在我的视野里,这种洋洋得意实际上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洋洋得意,也就是我的眼界比你们高,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是一个精英。实际上这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的洋洋得意。那么这样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诉求也显然得到了其他所有认为自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一致的认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要吹捧,众多的自由知识分子都在吹捧。

我认可很多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性和在庸常世界中坚守的精神准则,我也认同在西方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民意,或者能够起到很好的社会作用。并且,在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立场上,我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是一致的。但是不少表面看起来恪守知识分子立场的人,尤其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概念性,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的这样一个概念性,又构成了一种文化上的非此即彼。他们对于功能性的强调要远远大于文化和文明。经常使文化降低到仅仅是一种价值对于另一种价值的反抗,这种低水平的境界。这就是一种极其粗暴的概念化。无论是当年的共产主义者,还是今天在内心自封的“左派”和“右派”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很容易陷入这种概念化的魔咒。在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中,首先去看其中的概念是否符合自身的价值,而不能也不愿意看到事物本身的,于政治正确和文明正确无关的复杂真相。概念令人远离深刻和微妙。

诗人不应该简单的去迎合任何可以简单被定义为“正确”和“错误”的公共评价。一旦把所有事物,把我们的文化和文明都变成普泛的,概念化的声音,就会变得狭隘浅薄。世界绝不仅仅是黑和白,对和错。诗人应该为这个世界,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明留下更多复杂的甄别、深刻的诘问和微妙的体验。应该拥有更多橘黄的明亮和灰绿的黯淡。

我看到中国的很多诗人,也在争先恐后的给自己贴上这种标签,好像如果我不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式的诗人或者一个左派的民族主义的诗人我就缺乏良心和良知,不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主动的跟公共知识分子拉近距离,贴上各种标签。我觉得这里面更深刻的意味是——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的话语权,很多诗人并不愿意丢失这一话语身份,但又找不到自身的更为自足的方式,只能变身为公共知识分子在诗人中的一个亚群体。

话题回到《南京!南京!》这个电影,我觉得被广泛表扬的那种跨越民族的,站在日本兵角度的导演视角,其实非常矫情。是一种为了正确而刻意正确的方式。当然,跨越种族,跨越民族,回到个人,变“宏大视野”为“个人视角”,祛除简单的“民族主义”,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方向,无可厚非。但我很厌恶的是,陆川其实是在把这些今天看来的“文明正确”视野,预设性的强加给历史,虚拟出一个日本士兵的灵魂挣扎,虚拟出一个“更真实”的“个人视野”。也就是说,你用一个原本可能不存在的“更真实”的假象去取代历史和人性中真实的残忍和罪恶。这到底是更深刻还是更肤浅?更真实还是更虚伪?更道德还是更不不洁?拿一个民族所遭遇到的痛入骨髓的灾厄,去作为自己体现个人优越的道德趣味的实验品,去虚拟和假设出某种可被怜悯的日本士兵的挣扎与悔恨,并且因为自己的知识分子优越感而沾沾自喜。我以为是我看到的最大的浅薄和无知。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诗人的愤怒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种直觉的愤怒。是一种诗人的直觉战胜知识分子式的凡事二元对立的简单理性后的愤怒。这正是作为诗人的可贵——没有因为自己所接受的现代文明的教育而丢失本能的直接,永远有能力直接绕过各种光鲜的概念直接楔入事物的本质。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保留这种直觉力,保留这种来自身体和灵魂的自由反应,保留某种文化之前的天真,保留文明之前的常识感,保留某种湿润的不可**燥的概念化的微妙感,亦是对于这个时代的反抗。也是诗人介入时代的一种天生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需要进行某种对于诗人身份在当今社会现实中的思考,对于诗人立足点的思考,以及对于诗人在目前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中他所应当反映出来的一个社会关系的思考,这已经成为最近几年来当代诗歌写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而且已经呈现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成果。

我以我个人的经验举个例子。我从进入三十岁以后,或者在二十九到三十岁的时候,个人在写作中的思考范围突然变得大,变多。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在我的2004年之前,那时候写作相对是发自身体,发自天性,尖锐、歹毒、充满激烈不安的荷尔蒙式的反抗。但当我走到一定年龄之后,这种写作就不适应这个年龄的身体了。这个时候,我的身体里已经容纳了足够多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也好,各种思考也好,都会逼使我不由自主地去思考更多,这时候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和不适应。以至于《心藏大恶》出版后,整个2005年,我整整一年写不出诗来,突然失语,不会写了,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算是从这个巨大的反差和不适应里重新爬出来的,找到了新的写作资源,并且容纳进了我的内心和更开阔的写作方法中。而且我把我这段时间所有的思考尽可能的通过写作来解决,呈现为作品。进入了一个新的写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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